再次，肯定“伐无道”的正义性。司马迁不仅写了数千年文明史上许许多多的矛盾事件，而且指出了为政者的无道引起了反抗斗争，并肯定反抗斗争的正义性，甚至称许反抗者取得的胜利业迹。《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对伐无道事业的历史定评。翻开《史记》，读读《殷本纪》和《周本纪》，则知作者对于商汤王伐夏桀王、周武王伐殷纣王的充分肯定；读了《孔子世家》，则知作者对于孔子悼礼废乐坏而欲通过作《春秋》以达王道的大力颂扬；读过《陈涉世家》，则知作者对于陈涉揭竿起义而反对暴秦的由衷称许，而且对这些正义事业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称允其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虽然司马迁似乎并不大明确历史就是永恒的社会矛盾运动，更未明确指出正义的斗争是历史发展最积极的动力，但他给予“伐无道”明确的历史评价，尤其是对陈涉起义的历史评价，实是前所未有，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少有同调。还有，给予卑贱者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众人与英雄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不只是写帝王将相，还热情地为农虞工商、扁鹊仓公、刺客、游侠、滑稽、日者、龟策及文武奇士等“倜傥非常之人”树碑立传，肯定他们各自或多或少地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秦楚之际月表序》说：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按：自陈涉称王至刘邦称帝，凡八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这里暂且抛开那“天”、“受命”等犹阳春面上的浮油不予讨论，而专门考察其大事肯定秦楚之际发难、灭秦、平乱的陈涉、项羽、刘邦等的业迹，则知作者热情致意的英雄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帝王，而是“无土”、“起于闾巷”的平民，是他们“发愤”而成为“天下雄”，是他们起着亡秦兴汉的首领作用。这不免有英雄史观之嫌，但歌颂平民在历史亟变中成了英雄，起到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
司马迁所提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探讨政治成败与政权兴亡的道理。这是个政治观的问题。
先秦诸子的政治观，以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孟的“仁政”，法家的耕战政策，为最著称。汉初的士人学子上书论政，大都谈些农商本末、礼法吏治、诸侯王、汉匈关系、君臣父子等问题。
司马迁吸收已有的思想养料，加以熔冶改铸，形成自己的政治观。我觉得，司马迁在“成败兴坏之理”问题上，时常在考虑着是否能做到因俗、安民、知人是其关键。他的主要观点是：
（一）善因民俗是基本的治国思想。《太史公自序》记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之高明在于：“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以因循为用”，在施政上就得善因民俗，顺着民心，“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秦汉成败兴坏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秦朝违背民意，扰民不已；汉朝了解民心，与民休息。对于汉武帝时官营盐铁，搞均输、平准法，司马迁以为这是与民争利，则以“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货殖列传》）之论以讽刺之，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提出“无为”以安民的观点。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把安民视为政治好坏成败的一个标志。司马迁接受了安民这个观点，并发展了一步，以为安民之道要在“无为”。“无为”，是言少惹是非，不要多事扰民；而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平准书》写道：“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就是说，汉初百年间，统治者由“无为”而“多事”，兴功兴利，变安民而扰民，搞得民生困苦，国家空虚，甚至“盗贼滋起”（《酷吏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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