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很突出的。他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主要不是君主专制占有，不是封建官府垄断；而是民生，是百姓生存生活的权利。他的经济观，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一）提出百姓求利是正当的权益。司马迁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人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和物质欲求。他说，人们都求生，都“有欲”，所以都求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上层人物在逐利，平民百姓也要求利，“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根据当时社会情况和各地习俗，指出社会上各种人物都在求富逐利，如朝廷大官、在野名士、在军壮士、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者、博戏驰逐者、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弄法的吏士、农虞牧工商的经营者，无一不在忙于财利。“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遗余力而让财矣。”（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意即所有的人，一个个动脑筋想办法求利，没有一个稀里糊涂将财富让给别人的。对于平民百姓追求财利，司马迁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这样一来“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于国于民都有利，故他强调：“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看来，司马迁是鼓励百姓谋利的。此与当时统治者口头宣扬“仁义”实际上夺民之利大异其趣。
有说司马迁于《货殖列传》言百姓欲富求利，与其《伯夷叔齐列传》强调“让”而毋争，于《孟子列传》论“好利之弊”，互有矛盾，因而疑此传的富利论是否肺腑之言，我看这是个误解。《伯夷列传》和《孟子列传》反对争权夺利，是指向那些既得利益的王侯卿士，是批评他们贪得无厌；而不是指责平民百姓。《孟子列传序》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魏世家》引述《孟子》见梁惠王章时改写得更为显豁：“梁惠王曰：‘……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则国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足见此论是针对统治者争利而发的。应当承认，司马迁是为平民求利的权益说话的。
（二）提出不同于世俗的本末观念。汉代以农业为基础，故当时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封建国家强调重本轻末，甚至抑末。司马迁接受了“本末”的说法，但思想上并不重农轻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各地物产丰富而各有特点，人们生存生活必须一定的物资，这就需要农虞工商进行生产、交换和流通，并不强调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与时调相反，他大谈工商经营，为历史上经营致富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还以赞赏的口吻说，畜牧主乌氏倮拥有大量的马牛，秦始皇以其“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大矿主巴寡妇请“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她俩都“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说，百万家产的庶民（农虞工商）可以与封君相比，命曰“素封”。（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事实表明，司马迁有重工商的倾向。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尊重历史，写明春秋以来工商业的历史状况；另方面，暗有针对汉武帝搞官营盐铁，以国家权力打击工商业者，与民争利，使得“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平准书》）的情况，与国策唱反调。
（三）强调劳动致富，反对“奸富”。司马迁大讲以末致富的生财之道，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谓“富”，指的是财利。他所传写的货殖人物，多为以经营工商致富者。又说，“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所谓“能”与“不肖”、“巧”与“拙”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善于生产经营，勤于生产，巧于经营，就可致富，不事生产，经营无方，想富也富不了。又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作力”与“斗智”、“争时”，“筋力”与“奇胜”，就是拙与巧之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别。用力是治生之“正道”，这是对体力劳动的肯定；只是指出其难以致富。“少有”（即有点钱财）的人才有条件“斗智”（运用计谋，逐时争利），富者才有条件“奇胜”（出人意外地赢得财利），这对以资本和脑力劳动挣得很多钱，并不拜倒，也不反对。这是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言。
（四）强调“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的放任政策。司马迁主张国家对农虞工商各行各业放任而不要抓死或压抑，任其自然发展，因民之利而利之，适当引导之。他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据是：（1）各地资源和物产丰富而各异，人们需要之，故必须开发、生产和交流；（2）由此必然产生职业分工，也就是说， 农虞工商的职业分工是依据于客观条件和社会需求；（3）人们要经济生活，有物质欲求， 就得“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也就是说，人要尽其能力，以得所欲，不能不劳而获；（4）表现于市场供求方面，就有抓时机，找窍门， 了解信息，灵活经营等办法。“此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邪？”意思是，这不是符合客观规律，顺顺当当的吗？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为政者应该如何施政定策呢？当时汉武帝是以官府垄断经济，不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社会地位，限制和压抑私营工商业，使得“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弄得民怨沸腾。司马迁对此情景，一方面记其事于《平准书》；另方面又在《货殖列传》提出了自己对政策的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意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再加以引导；如有偏差或产生矛盾，教诲和整齐也是可行的；最下之策是与民争利，损害百姓谋生求利的正当权益。照此所说，汉武帝现行的财经办法是最下策，是搞不好的；只有他设想的办法，才能使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主观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生动的局面，于国于民两利。
（五）经济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关系。司马迁接受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免有点片面性，因为富者往往不仁。他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这是说，财富的多少有无，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之主奴尊卑，决定着剥削奴役与被剥削奴役的关系，此乃客观的事理。这是他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农虞牧工商的富人因富而社会地位高、奴役很多人的事例之后得出的结论，非一般的泛泛空谈。这是个不同凡响的唯物主义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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