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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8)


    这里要谈的司马迁的史学观,不是指广义的整个的史学思想,只是指狭义的撰著历史的旨趣,或者说是为何及如何写史的思想问题。司马迁的史学观,我以为有突出的三点:
    第一,讲究“务为治”,以有益于社会为宗旨。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大事介绍和阐释其父谈《论六家要旨》,是论六家的长短,首先肯定道家;而所论长短,则是从“务为治”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务为治”,拿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应用和服务于社会的意思。他俩不信奉当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方针。论道: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论六家的要旨,都是从其应用于社会的长短得失进行分析的,可以说主要谈的是六家社会学问题。他俩肯定道家,就是认为道家要旨在于“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司马氏父子不仅对六家是从“务为治”着眼,就是对史学家也是如此要求。司马谈临终对子迁遗嘱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告戒其子一定要认真写历史,学习周公尊崇祖先的优良传统,以孔子“修旧起废”为榜样。事后,司马迁回忆和体会其父的教导:“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意思是,其父曾意味深长地教导,要面向社会,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有益于世;他体会是这个意思,表示本人责无旁贷。
    司马迁曾师事于《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牢记其言孔子作《春秋》的要旨:“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据他说,董仲舒曾说过,孔子评论春秋二百余年史事的是非,实际上是要提供社会人事的规则。换句话说,孔子作《春秋》,也是“务为治”的。
    由于受父教师训的影响,加之自己的独立思考,司马迁认为《六经》都是面向社会、有益人事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看!他所说《六经》的作用,尤其是《春秋》“补敝起废”、“拨乱反正”的道义,都是着意和有益于社会的。
    司马迁自言继孔子作《春秋》,责无旁贷,那么,其所著《史记》“务为治”的宗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发扬史学传统,努力写出一部社会全史。司马迁继孔子作《春秋》,可不是邯郸学步。他是学其精神,加以发扬和发展。他著《史记》,无论是体例、记事,还是史学思想,都是超迈古人,而自成“一家言”的。《春秋》只是编年史雏形,简记春秋二百余年的大事,史学方法据说是寓褒贬,别善恶,史学思想是“尊王攘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那一套。而《史记》,与其大不相同。司马迁自述其书的大概:“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易为,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上引文,均见《太史公自序》)就是说,《史记》是一部创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一百三十篇的体例全新的巨著;是记述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风俗习惯、天文地理、各种历史人物、各族关系等等包罗宏博的社会全史;史学方法有褒有贬,有章有微,别善恶,明是非;还是发扬史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一家言”。的确它远胜于《春秋》,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史学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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