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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调“述往思来”，期望后人以史为鉴，理解这份遗产，继承这个传统。司马迁提起古人发愤著述、孔子作《春秋》时，一再申意：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这不仅坦露自己发愤著《史记》的心思，想要得到后人的理解；还有期望后人学习历史、继承这个传统的用心。他写史是“务为治”的，是强调“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是要完全反映人类社会史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那么，他“思来者”还会有别的用意吗？我想，他身遇寒冷而心常炽热，只有要求后人毋忘历史，理解其“名山”事业，继承这个学术传统的深切期望。
    综观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和启示：
    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其所著《史记》，在体例、内容、史学思想诸方面，尤其是深邃的思想，比之前人与同时代人贡献了很多新的东西，确已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对后学来说，可以明确，“成一家之言”，不是随便提出一个无关宏旨的看法，或发表一通无足轻重的意见，或编写一本人云亦云的史书，就能轻易达标；而是在史学思想上确有高见卓识和新的成就，才能名符其实。
    欲成“一家之言”，自然需具备才学识三长，需胸怀述往思来的志向，当然不能随从卑污之俗见，不可曲附专制之淫威，而应该独立思考，争鸣不已，抒发真知灼见。
    可以说，“成一家之言”是史学成就的最高层次，是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怪不得历来学者多以此为职志，并不懈地努力，作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贡献，因而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的儒学随着封建大一统盛行一千余年，但始终未像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一切那样的威势，自有复杂多种的历史原因，而司马迁藐视“独尊儒术”、标榜“成一家之言”，“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并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这是否是其原因之一呢？我以为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