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这一概念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当北大西洋国家开始建立世界霸权的时候，文化成为知识界关注的对象。今天，把欧洲在全球扩张时代的冲突看作文化误解，或者把社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已经是极其普遍的了。
然而，当人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他们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却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1990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提出了对文化概念8种不同的理解。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不能不从文化的完全整合性上去寻找。文化构成了一个奇异的整体，构成文化整体的诸多现象--信仰、思想、价值--都是立基在概念之上的、不可识见的实体。文化的这一特点，困惑着19世纪的实证人文科学，也影响着20世纪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的分工中，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社会学家，承担了研究文化的任务。他们曾经试图改变在文化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现象，但是并没有能够从实质上减少对文化这个整合性概念的依赖。
在中国研究中使用的文化概念就是这种处于争议中的范畴。在20世纪中后期，文化常常被用来对过去的和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在战后的区域研究中，文化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层面，属于价值、意念、象征以及其他一些相对抽象的现象的领域。文化往往被看作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层面，从而产生了试图把复杂多样的政治结构简化为单一的“文化”形态的倾向。文化研究的这种特点，在美国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中”世界中受到“第一世界”支持的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文化”，实际上成为阻碍相互交流和恰当的文化理解的问题，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文化作为一个消极因素，或者作为一个决定因素，被用来解释非现代性的不合理和落后，在“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理性之间制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划。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主流历史学中，对文化的阻碍作用似乎并没有进行多少研究，也全然没有对我们自己的活动进行过任何方式的文化分析。
我们现在大都认识到，那些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在概念上进行了粗暴的歪曲，有着新殖民主义的音调。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要对几代中国学专家们所建立和使用的现代化理论中的分析范畴重新进行探讨，也很少有人对这些范畴中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资料进行过彻底的质疑。在这里，精神活动和相互间的交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历史批评很少怀疑过思想和观念是行为基础的假定，在中国研究中，这一假定也被普遍地视作当然的道理。然而，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允许跨文化的研究去对那些涵盖人文研究的范畴提出质疑。
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我们不可能对战后美国的中国史学进行全面的评论，而只是要表明文化概念的某些变化。在文化概念的使用上，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从思想和价值的领域解脱出来，重新置放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和混杂性之中。
文化在现代化理论和地区研究中的作用
帕森斯和社会科学分工 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在其《社会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和行为系统有明显区别，它既不是时间的，也不是空间的，由某些不受时间范畴限制的永恒的东西构成，不参与“过程”。具体的空间物体和暂时的事件可能有其文化特征，但只要它们是有形的，就只能是某种象征符号。它们作为事物只存在于个人的思想中，从外部对其进行观察，发现的不是它们本身，而只是它们所象征的东西的表现。
在社会科学中，恐怕很难再找到比此更为绝对的理论了。在这里，文化与时间和空间截然分离，形成一个凝聚的、不可观测的精神整体，只有通过那些低层次的“象征的表现”才能从“物质”上接近它。这种文化概念与帕森斯提出的普遍化和整体化的理论方法完全一致。
帕森斯的理论目标，是寻找那些能够说明人类普遍发展的基本单元。他认为，人类进化的基本事实就是社会单元对其环境日益强大的控制，这种控制表现为高信息低能量的系统对高能量低信息的系统的支配。从这一假定出发，帕森斯提出了他的系统层次理论，认为作为最典型的高信息低能量系统的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个人系统和生物系统。在这一理论中，文化有着裁决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公正与否的力量。
帕森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将文化与其他系统区别开来。他的学生吉尔兹（C.Geertz）和施耐德（D.Schneider）后来提出了一种文化社会学理论，把文化看作是“象征符号和意念”的系统，以其力求纯正的要素，几乎完全避开了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这种文化社会学理论试图将象征符号的集合解释为意念或者智力的表现，从而把人类学家置于一种解释者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学家已经能够集中于描述制度和其他社会结构，而将个人动机的研究交给研究个人系统的心理学家，将对行为生物的局限的研究交给了生物学家。
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能够在帕森斯的理论中找到自己的学术任务，这一理论呆板地将“社会”描绘成根据常识而已知的事物，似乎对现代性不需要进行历史的解释。现代性被视为社会演进的自然产物，历史事件和文化特性只能对它沿人类发展的单一轨道行进的速度产生影响。对那些逸出轨道的社会，也就是那些到20世纪中还未能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授权给了地区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研究对象（譬如中国）预先就被分割成一些自然范畴或自然系统，所有这些范畴和系统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文明的相互凝聚的从属部分来进行研究。
帕森斯本人就曾运用这种刻板的理论来研究世界的演进。在他的《社会》一书中，中国被看作属于一种“礼仪象征符号”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构成两极社会上层一极的知识精英制定了“礼”，而社会的另一极农民，被永远地排除在“有积极价值的社会团体”之外。此外，他还认为，中国人过度信奉的“家族排他主义”阻碍了社会体系的进一步理性化。这种文化特色，使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在近代以前保持着独一无二的规模、稳定性和持久性，但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失败”：（1）缺少理性化的法律和法律程序；（2）未能发展起专门的经济制度。这两点不足都被归之于“文化传统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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