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当文化被看作是“多层面的、多元的、混杂的、不能从一个方面进行表达的”，而社会被看作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可能作为抽象的“社会”进行理解的时候，无论是照本宣科的解释学还是客观的描述就都不能解释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主体的构筑。
如我们所指出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对主体性在各不同地区的特征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文化活动创造了主体性产生的条件，但对具体化的思想内容却很少进行描述，文化研究所探索的，是一个历史时期或文化地点内，集体创造的制约知识和思想的因素。它间接地揭示一种“空间”的存在，而占据这一空间的是一个永远包含着潜在矛盾的主体性。这种研究抛弃了传统经验主义自命不凡的预见和绝对性，使研究者能够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去对抽象的和已经不能变化了的历史对象进行观察，把历史看作戏剧，或把文化看作系统。
这种研究方法把我们带出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王国，种族中心主义的学术和东方主义的政治就是在这一王国中发展起来的。它把我们带进了异常活跃的、充满偶然性和变化的历史舞台。在这里，个人能动性并没有被否定，而是分散到了集体性之中，这就有可能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去辨识构成世界的一个个特殊点。这种多样性超越了过去那种个人与社会、思想与物质、地区与全球以及传统与现代相对的两分法。现代主义认为思想是虚空的意识，而自由主义则把文化看作象征符号和意义的层积，它们最终似乎都把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体系运用到一个相同的理想的语言领域。而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则强调对语言表达和实践的综合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展现历史的各个层面。
可见，文化概念有希望在中国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强调多种特殊性和差异，使我们有可能对地区性的实践和语言表达进行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文化的差异，这些与我们不同的世界就几乎不能作为有意义的历史问题进行认识。在那些注重文化特殊性甚于注重比较研究的地方，文化研究就能以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去扩展人类的创造。
此外，人类学强调文化的集体性和开放性，使我们可以不必对个人意图进行心理学的解释，专注于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实践活动。人类学已经表明，文化是可以公开识读的。
文化研究还允许我们在多个领域间进行论述，换句话说，文化启发我们对某些假定范畴进行质疑，尝试以新的方式去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如赫伯特所说，“文化”从不象“经济”、“社会”、“宗教”、“政治”以及其他传统学科那样固守自己的地盘。文化的这种跨学科、跨范畴研究的倾向，尽管在人类学中常常伴随着把文化视作“系统”的令人遗憾的思想，仍然有着远大的发展前途。人种学将经济的、社会结构的、思想的、心理的、生物的以及生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全部世界进行细致的描述。与此同时，人文学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也打破了宗教、政治、知识、文学、艺术、医药以及地理等社会学领域的分割，开始注意去挖掘中国本土化的范畴。
文化既可作为物质存在去感知，又可作为某种建构来认识。我们反对把文化看作完全由思想构成的纯哲学实体，也不认为文化是“有形体的”象征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组合。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可以在对历史资料和各人种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中实现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不必重蹈行动主义者弱化过去的复辙。无论“文化”是什么，它都应该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将文化看作一个与其他客体不相关连的客体，而是看作由一系列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结果组成的星群。
文化的所有这些特性--特别是可识读性、超越范畴性、物质性和建构性，都可以发挥批判的作用。我们看到，文化观念已经被用来动摇社会科学许多有影响的概念和模式，用来推动科学研究从研究对象中获取新的知识体系。在不少人类学家那里，文化开始成为一个完全物质性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物质结构、时间使用模式、社会团体特质、服装风格以及公共碑刻等。但是直到最近，人类学家的研究仍然是非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和人类学来说，只有对旧有的范畴进行彻底的理解，将它们从人种志和历史学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重新进行明确的探讨，“文化”研究的批判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使我们再也不能将文化看作有着强制作用的、无主体的、不变的结构，再也不能以理性文化和自然文化来区别西方和东方。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果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旧的东方文化研究已经和殖民地观念密不可分，那么，仅仅是软化东西方比较的语气，或者更为“公正地”看待“其他文化”，都不足以动摇第一世界学术界强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旧的范畴本身向历史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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