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森斯理论中的华而不实的进化观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特色的贬抑，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50年代，这一理论提供了战后地区研究中认识中国的方法。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帕森斯的多学科研究能够在一种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帝国主义的框架下，来解释中国在19世纪未能对西方“刺激”作出“创造性反应”的原因。帕森斯忽略了许多政治进程，尤其是那些反映外部军事、经济控制所产生的社会变化的政治进程，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辨识那些标志着一个独特社会特点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色。在当时，人们认为这些因素推动了20世纪中期对立的世界秩序的产生。在解释许多社会面对现代化时宁愿选择落后和非理性的现象时，文化一成不变地成为最方便的原因。文化的无时间性反对历史的潮流，以一种特殊的倒退形式维持着旧有的制度。
帕森斯以及哈佛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发展起一种组织不同社会形态历史资料的比较结构，费正清（J.Fairbank）称之为“分析结构”。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帕森斯理论中的某些名辞术语可能已经被废弃，但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中具有裁决力的思想仍然统治着中国研究领域。
费正清与中国研究 我们认为，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作典型的中国文化制度。费正清最初把描述“传统的中国外交基础”作为他的任务，因为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外交行为中仍旧保留着传统外交的痕迹。按照费正清的看法，朝贡制度的本质特征，表现出中国文化成功地维护了对“化外的蛮夷之邦”的控制。从商代直到19世纪中国第一次遭遇到“同等文明”的时候，这一模式不断地重复着。朝贡制度在管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之际，发挥了再造中国文明和社会控制的作用。在费正清看来，文化似乎既是“排他主义”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与“同等文明”的隔离，使中国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进而形成了“中国中心主义”，“蛮夷”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和依赖更加强了这一文化特征。结果，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进一步的理性化：中国既没有产生成文的国际法，也没有将经济从文化象征中分离出来。
费正清的观点还包含有另一层含义。在西方，进贡制已经让位于合法化的税收和日益增长的经济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发展相关联的是法律的成长。法律在这方面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它既保护了经济活动，又在社会、国家和文化之间建立起行为的准则。与之相反，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没有发生，缺乏来自外部的挑战造成了某种内部循环，法律和经济活动在其中变化成为文化。朝贡制度可能不恰当地将“外交”和“贸易”结合起来，从未能认识到它正在完成这两种类似自然的功能。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范围内，不可能有立基在国家间相互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外交，同时也因为商业未被人们看得象农业那些重要，结果，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国发展出一种自我防卫的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对立，使得西方列强到达中国门口时，中国还未能做好应付的准备。正如费正清后来所指出的：“清帝国的潜在弱点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就是说，它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无知，并且执意不去重视它们。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它愚蠢固执地认为帝国优越于所有其他外国统治。清政府拒绝国家间的平等交流，最终不得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屈服。”
这段话表达了一种静止的、停滞的文化观，它为西方的侵略进行了巧妙的辩解，间接地将帝国主义打扮成救世主。它将“根深蒂固的无知”和特殊的思想制度形式看作自大和傲慢，与“外国统治”所代表的理性、现实主义和谦恭相对照。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在费正清以及他所代表的汉学学派中，得到比帕森斯或者其他“西方”的社会学家更为重大的发展。这一倾向将控制中国“高层”文化的“社会上层”置放于损害一个整个平等主义的政策。这样，“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无知”成为清帝国统治者的一个特色，而“愚蠢固执”也成为帝国政策的特征。拒绝与西方进行理性交往的是“北京”，或者用费正清使用的19世纪大英帝国的语言，是“满大人”。
然而在此同时，恰恰又是这些社会上层的消极性造就了中国文化主义所抚育的政治秩序的持久性。社会上层们通过形式主义的读礼表演，固执地再造着文化结构。在传统中国，这种表演产生了“威望”，这种威望又使权力合法化并维护着社会秩序。这一模式，在允许“传统内的变化”的同时，从秦朝到清朝一直稳固地再造着“中国的世界秩序”。在19世纪中叶，世界主义的而不是排他主义的历史力量席卷了中国，中国在不可能永远被垄断的自然进化过程中逐步赶了上来。
新的社会史
打破帕森斯理论：史坚雅、孔斐力和魏菲德柯文（P.Cohen）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的趋向。他把这种趋向称之为“中国中心”的历史方法，认为这一趋向出现，是由于“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主流模式从文化逐渐转向了历史”。柯文指出，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是对费正清、费维恺（A.Feuerwerker）、芮玛丽（M.Wright）、列文森（J.Levenson）等所代表的中国研究的“社会文化”方法的批判和抛弃。费正清等人把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解视为两者冲突的终极原因，而柯文则认为，文化尽管可能有其整合的或“本质的性质”，但只有历史才有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力量。这一新的趋向取代了费正清代表的专注于静止对比的传统一现代性模式，中国成为充满内部的动力和变化、复杂的、多样化的中国，很难再把中国的所有现象简化到一条发展轨道之中。
柯文的观点表达了对以往学术界的普遍主义日益增长的不安。我们认为，事实上，在柯文所指出的向中国中心研究方法的转变中，普遍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被全然抛弃。用我们的话说，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并不是注重文化或是注重历史，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目标，对地区性体系的研究取代了强调全球性过程的研究。
在这一转变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发生变化了吗？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人们并没有放弃中国文化的概念。在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史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内容”的研究已经被吸收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这里，我们选择了代表中国中心趋向的几部著作，探讨一下文化概念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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