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人类学家史坚雅（G.W.Skinner）1964年对中国农村集市系统的研究，标志着“新社会史”的开端。史坚雅研究了作为中国前现代社会特点的自然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把整体的中国区划为许多不同水平的社会经济区域，这些区域由交换和流通过程连结起来。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史坚雅的理论造就了一种区域集市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把前现代的中国分成两大结构：自然的集市系统和人为的官僚政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文化也被分成“高文化”和“低文化”，或者称为“大传统”和“小传统”。集市系统作为社会经济单位，即反映了“小”文化传统的基础，又反映着“大”文化传统在整个国家传播的方式。标准的集市村镇是“产生文化”的单位，而村庄层次的“文化特征”被看作是集市影响的基本地区内的产物，文化成为经济力量的被动的附属品。这样，帕森斯关于文化具有裁决经济、政治是否合法的功能的理论就被抛弃，取而代之的理论是经济过程的变化将改变文化的内容。
孔斐力（P.Kuhn）在其对中国社会军事化的研究中，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出了一个与此相似但更为敏锐的历史解释。他论证了城市化和通商口岸城市的兴起在制造和扩大城乡差别中的作用。通过官僚士绅所体现出的国家行政技巧和地方权力的传统结合，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崩溃了。他认为，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上层交流的共同基础的士绅文化，在19和20世纪发生了分化。这一文化在乡村开始衰落，而在城市则走向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结果，城乡分化进一步加大，使文化不可能再发挥它维持一个有效的地方控制的传统功能。孔斐力在其有关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著作中给予文化的位置，提出了一个在许多以中国中心方法进行的研究中非常普遍的原则：一个社会越是接近“现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就越具有附属性。
魏菲德（F.Wakeman）在其著名论文《盛清：1683-1839》中，将“文化”的几种意义巧妙地统一起来。他集中讨论了上层社会的文化现象，认为满清皇帝在成功地维护和巩固了早已存在的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为自身制造了走向衰落的因素。他们在个人方面把自我表现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个人化”的高层次文化活动却继续到一个最不适宜的时代。到19世纪中期，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清帝国自我满足的文化秩序并没有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魏菲德在这里，重复了现代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是变革的障碍、进步的阻力，以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没落，把清时期的“文化”成就描述为“社会”的愚行。
上述这些研究开始脱离了费正清代表的“社会文化”模式，开辟了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结构的道路。这些研究抛弃了关于僵化的中国官僚政治的旧有形象，否认知识上层的历史是应当特别重视的领域，将明清时代作为“帝国晚期”的连续整体，以取代立基于中国回应西方理论的近代历史。它们是中国研究领域中一个野心勃勃而且影响很广的社会--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严肃的民众主义和中国中心观的发展，也意味着费正清所关注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性进程已经不再成为研究的重心。然而，应当指出，在这些著作中，“文化”往往等同于价值、学问和上层社会的非经济活动，是一个被“高层次”文人传统所占据的概念，只是偶尔才由“低层次”的相关事物来进行补充。此外，文化的变化仍然或多或少地独立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属于社会生活中一个半自主的层面，它的一些“因素”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超越地区研究的社会史：“公共领域” 受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历史研究的启发，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研究。色彩纷呈的欧洲历史学包括了编年史学派和英国唯物学派的历史著作，其理论源泉有当代德国的批评理论、葛兰西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布迪（P.Bourdieu）的社会学。这种新型的中国研究汲取了欧洲史学的一些分析概念，产生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著作。在某些著作中，文化不仅被看作上层社会自我修养的方式，而且被作为中国下层社会特别具有的一种现象来进行了研究。
周锡瑞（J.Esherick）在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开拓性研究中，谨慎地避免了那种研究强加给民众、而不是由民众自身产生的文化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有着丰富表现内容和复杂历史的民众教派，一个高度分化和充满纷争的社会状况抚育了民间宗教和地方争斗的产生。然而，为了论证民众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周锡瑞仍然保留了高文化和低文化、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区别。但他把一些原先只与上层社会相联系的文化特色平民化，从而将文化从“高文化”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然而，在论述中，周锡瑞运用了功能主义的解释。各种民间教派尽管各有其特点，但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在遭遇自然灾害、商业变动和外部入侵时，保持乡村村社的团结。因此，当义和团的文化形式戏剧转向社会舞台时，就获得一种新的力量，成为村社团结的仪式。这种半自主的、自我再生的“民间文化”既发挥着其社会功能--再造村社，也具有着心理功能--满足着逃避“日常生活牢笼”的欲望。周锡瑞对乡村社会特色多层次的解说，被一种心理主义破坏了：如同个人的自我宣泄释放了紧张情绪一样，文化的象征性表达释放了对“社会”的压力。
在最近的研究中，周锡瑞仍然强调以戏剧作比喻来解释民众文化的理论重要性，这些研究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理论，以戏剧表演来理解历史行为。在他和兰钦（M.Rankin）合编的《中国地方上层与统治模式》一书的序言和结论中，两位学者把地方上层的“文化霸权”和“炫耀性的有意识表演”联结起来。地方上层的文化霸权与规模不大却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公共领域”相关联。在这里，上层社会的价值通过戏剧表现出来，从而发挥了某种调和“政权”和“民众”之间社会关系的功能。因此，这种形式的文化就被理解为价值和象征符号，通过戏剧的信息传递，起到了威慑民众并为地方上层利益服务的作用。许多历史学者现在正通过报纸和地方档案去探寻明清时期微弱的“公共领域”，认为这种公共领域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就象大众媒体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一样。
但是这种理论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在中国即使存在有公共领域，它在乡村社会中显然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另外，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表现为戏剧表演，则更不恰当。“公共领域”理论主张抛开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偏见，转而去研究市民社会。但是，由于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几乎不存在欧洲历史上的那种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最终还是不免要重弹中国发展“失败”或“不充分”的老调。这种研究理论，否认在非西方或非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出一种有其独有文化特色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以一种时髦理论重复着一种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有一种可接受的或可理解的现代化道路，所有独立的殖民地社会或“第三世界”在本质上永远是“落后的”。
从传播领域借用语言和比喻的倾向，在约翰逊（D.Johnson）、黎安友（A.Nathan）和罗斯基（E.Rawski）合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民众文化》一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部书中重新使用了“精神性”一词，表现了把文化视为观念性的观点。与以往许多以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进行的研究不同，该书的编者们尽力避免一个单一的中国精神，而是对各种形式的意识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多元的中国精神。这些学者的问题在于，在整理中国文化的“共同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产生整体影响的途径的同时，如何去区划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造就的不同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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