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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自唐代以后，古代中国的史官“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8]（《史官建置》），修史成书受赏，而因循敷衍无罚，“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18]（《辨职》）。但到清朝，修史官员责任大、待遇低，且从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即有严格的奖惩制度，乾隆帝因对续修的《八旗通志》不满，谕旨申饬并将总裁及纂修官等交部议处。嘉庆五年（1800年），规定“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版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但实际上对修史错误的处罚要严厉得多。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斥责史馆进呈的《和珅列传》载事不明，下令将总纂官席煜革职回籍[19]（《吏部处分例》）。清廷对所谓修书错误的处分，往往依皇帝的意志上下其手，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但对于修史质量和修史速度的督察效果也十分显著。摈弃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因素，一般而言，官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的修史事业，设立督察、赏罚制度以保证其高质量地完成，是完全必要的。如今，国家投资的重大史学项目，不仅在项目设立、招标的程序上应符合学术规范，在研究与撰著进程中也应具备切实的监督、问责制度，使研究成果经得起史学界的评头品足和社会各界认可，达到预期的学术水平。如果官方确立的史学项目在程序上公正、公开、符合规范，政府部门投资而产生的史学作品在学术上过硬，成为史学成就的时代前锋，那么，史学界清正学风的形成与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就能够获得充分的保证。因此，史学事业上的官方行为，至今仍然具有主导作用，所关甚巨，不可轻忽。
    总之，中国官方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曾经是造就中国史学兴盛发达的重要原因。经过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官方史学的因素并未消逝，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这对新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但新的时代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在没有君主专制条件下的干预、督察和管理，不能组织古代那样由官员构成的史馆，官方投资的史学事业应如何运行、如何获得无愧于时代、禁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当代史学新机制更加完善化。这需要学术界与所有关注者予以认真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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