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完整的“任伯雨德翁”（注：参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任氏家 学》卷九九：“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按：德公，应作德翁。中华书局1989年版 。）官衔，结果给破读了，完全否曲原意，一人变成了“二人”：宣德郎广陵郡王完大 与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究其原因，乃因不熟悉宋代有王宫大、小学教授之职，故未能 校出“完”系“宫”之误，导致如此乱点。正确的标点应为：
宣德郎、广陵郡王宫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翁）。
《宋史·职官志》二《亲王府·王府教授小学教授》：“凡诸宫皆有教授，初无定员 ……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二十员。”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宗子博士，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也……崇宁初，以宫宅相 去远，乃令各宫置大、小二学，增教授二员。”[27]（p.724）由于标点误，导致连锁反 应，误字得不到校勘，注释离谱。“王完大”，无此人，应为“王宫”，并将“大”字 与其后“小学教授”相连。原注：“小学为文字、音韵训诂学之专称”则显误。《记梦 》中之“小学”应与“教授”相连，为小学教授之称。岂能解释为古代学科“小学”之 专称？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贻误后学甚矣！
有的同志因为不重视职官，凭主观臆测，结果在校勘中，出现了以正为误的错误：有 一篇名为《<宋史>校勘四则》的考订小文，曾对《宋史·高定子传》中他认为错误处予 以订正：“《宋史》卷四○九《高定子小传》：‘法从论思，百官转对。’‘法从论思 ’，意思不可解。‘法从’当是‘侍从’之误。”[28]（p.65）按：据宋程大昌《考古编 》：“今世通称‘侍从’为‘法从’。”[29]（p.59）宋曾巩《曾巩集》卷三七《越州贺 提刑夏倚状》：“进升法从，在于公议。”宋人通称侍从官为法从。校者未深究宋代官 制，只凭感觉“法从”二字不对劲，就给予“订正”，结果酿成错误。
至于乱点“鸳鸯谱”之类错误，不胜枚举，兹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司马光奏议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卷三八《乞以十科举士札子》：“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 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 科内举三人。”点校者极不严肃，未弄明白宋代官制有职事官、寄禄官、职名及差遣之 不同范畴，便妄下雌黄，胡点一气，使原义肢解，将以上职事官、寄禄官、职官统网罗 在“职事官”名目之下，混乱不堪，如此校点还不如不校点。正确的标点应为：“应职 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 学士至待制，第岁须得于士科内举三人。”
职事官--《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有职掌者，为职事官。”或称执事 官。《隋书·百官志》下：“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宋史·职官志》九《改医 官之名》：“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以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 二品以下为试，品同者否。”
寄禄官--决定俸禄之阶官，元丰改制后自开府仪同三司，或谓特进至承务郎为寄禄 官。宋王益之《职源撮要·吏部尚书》：“寓禄有阶。”同上书《官称》：“特进至承 务郎为寄禄官。”《宋史·职官志》九《元丰寄禄格》：“《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 按：本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定为二十四阶。”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 四九“文散官”：“《元祐令》：‘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特进至承务郎为寄 禄官。’”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二：“（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十六日， 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 右仆射为特进……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十七日，诏开府仪 同三司为使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官制总序》：“（宋朝之朝）至于 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 遣以治内外之事。”《宋史·职官志》九《叙迁之制·群臣叙迁之制》：“（宋初）又官 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
职名（职）--前引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官制总序》已指出，北宋前期“ 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职以待文学之选”。《宋史·职官志》二《 总阁学士直学士》：“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 ，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职源撮要·官称·淳熙重定》：“ 观文殿大学士至敷文阁待制为侍从官 集英殿修撰至直秘阁为贴职。”
何谓学术水平？就是准确地理解、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涵。这就要求扎扎实实地掌 握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原始资料，而不是不费力气地凭主观和不完整的知识下判断。
三、有助于校勘和考证史实
有成就的学者校勘古籍、考证史实，往往得力于对职官制度的谙熟。
如：唐姚合《极玄集》卷上载有唐朝诗人钱起仕宦经历：“终尚书郎、太清宫使。” 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在他的名作《唐代诗人丛考·后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运用 唐代职官制度知识，纠正了这一记载中不符合史实的错误：“按之唐代官制，钱起是否 为太清宫使，是颇可疑的。”宰相方能带。《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宰相事 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 故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 甚，则为延资库使。至于国史、太清宫使之类，其名颇多，皆不足取法。”以此，可断 定钱起仕至尚书郎，决无带太清宫使之可能。佐证：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 局点校本）卷上：“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殿大学 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
《宋史·职官志》三《司封郎中、员外郎》：“（绍圣）二年，诏：‘寺监官杂压在通 直郎之上者，虽系宣教郎，遇大礼封赠”，此条中，“宣教郎”乃“宣德郎”之误[30] （p.3837）。“宣德郎”改称“宣教郎”，系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事，而宋哲宗绍圣二 年（1095）八月二十四日诏尚在改名之前二十年，何来“宣教郎”之称？宋人所修《宋会 要》记载十分明白。《宋会要·职官》九之四：“绍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诏：‘寺监 官以杂压在寄禄官通直郎之上，虽系宣德郎，遇大礼亦许封赠。’”同前书五六之四三 ：“政和四年九月一日，诏：‘宣德郎官称与宣德门相犯，改为宣教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