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和人德之间构成的感应关系以数来确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 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 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为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 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 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明数”可以“达乎德”。《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 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 至 于命。”由于易数是圣人“参天两地”而发明，是与天地相“准”的，所以究明易数是追求 天道、人德的根本途径。儒家与巫史之不同，即在于儒家并不止于研究象数，而是在象数研 究的基础上更将巫史的研究推进到德义的层面。
再论史与数之关系。司马迁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 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汉书·司马迁传》）[12]古史兼掌卜、祝之事[13]，故《春秋 》多记祭祀、归辰、郊天、告朔、葬、含与瑁、灾异等与鬼神相关之事，《左传》、《国语 》中“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汪中《述学》内篇卷2）[14]者甚多。所谓“究天 人之际”，古史官察天象知天意，预言惩戒现实人事，根本原因也即在于其兼掌历象日月阴 阳度数。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 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 有 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禴。盖有 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班固所举诸人多为《史记·天官书》 记录的“传天数者”，而其职掌者“皆明堂羲和史卜”。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阴阳家即是《汉志》中传“数术”者[15]。“夫阴阳四时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6]“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 ”云云足见数之深意。《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 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吕不韦传》）[16]吕不韦在《季冬纪》末自序其意曰：“凡 十二纪者所以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 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儒家“与巫史同涂”，法天象数正合其本意。十二是个成数[17]，孔子作《春秋》记十二 公事，据何休《公羊传解诂》，“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隐公元年）[18]太 史掌星历阴阳，最重数。司马迁作《史记》，以十二本纪仿《吕氏春秋》十二纪，《文心雕 龙·史传》、《史通·本纪》皆有论述。《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 是为十二之成数。《十二诸侯年表》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实际星数并非 都是十二个。
根据《系辞下》、《说卦》，代表天道的圣人取象天地、幽赞神明而创造的八卦、六十四 卦是“与天地准”的易数，因此明此易数意义重大，这也是史家据以惩戒现实人事的关键。 干宝之重视易数，与其《晋纪》多言灾异、《搜神记》好论鬼神一样，正体现了史家本色。
五、干宝的古史观
作为儒门易的传承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把自 己作史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这样，干宝与单纯服务于“数”的古史家产生了 重大的区别。干宝归美《左传》（《史通·烦省》），[19]师范《竹书纪年》（同上，《申左 》），[19]其编年体《晋纪》开一代史学之风气；而其修史之“五志”凡例，更鲜明地体现 了儒家史学的精神。
《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云云是讲《周易》卦爻辞的生成，史家 干宝则更是将《周易》卦爻辞看成是一段历史。明易数本以惩戒现实人事，而一段与易数相 符的史事，则对现实人事直接具有了借鉴意义。对于易学言，干宝开创了以过去史事注经的 新流派；对于史学言，干宝《周易注》也反映了他的儒家古史观。试就其圣人史观和周初政 治 兴盛论二方面论之。
先论干宝的圣人史观。
先秦诸子本有着各自不同的圣王历史观。及至汉晋，易学史上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仍是 谁创造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孔颖达《周易正义》：“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 ：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为文王重卦。 ……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
汉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司马迁的文王始重卦说。此说其实之前已流行，如《史记·日者列 传》引司马季主：“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淮南子·要略》：“周室增以六爻”。郑 玄提出神农重卦说。而京房、虞翻、陆绩则主伏羲重卦说。《后汉书·律历志》引京房《杂 试对》：“宓牺作易。”《集解》引虞翻注《系辞下》：“庖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 集解》引陆绩注《系辞上》：“开物谓伏羲引信八卦重以六十四。”王弼将画卦和重卦看成 是伏牺一人完成。伏牺重卦说是魏晋时最主流的说法。《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 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干宝也同样认为伏羲重卦。 《说卦》干宝注：“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万物之性。尔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 之敬而管御百灵者，始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干宝肯定伏羲为包括生蓍、倚数、立卦、 生爻、六画成卦在内的“作易”的“圣人”。
《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 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司马迁以文王重卦，着眼 于“古今之变”，是推测历史事。而后人则是由现实的文王不断上推，以至于观念上的圣人 ，这一作法真正承袭了《系辞下》的思想：因为“易与天地准”，所以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 创造者就应该看成是历史和文化的开创者。汉晋之际对六十四卦创造者的调整确认，从某种 意义上说也就是儒家圣人史观的最终确立。
干宝虽以大量周初史事注《周易》，但却未明言卦辞、爻辞的作者。故未可即以“文王作 卦辞”说属干宝，张惠言责干宝“以《易》辞推周家应期”因此也未可以为定论。《左传· 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与周之所以王也。’”周公“治礼作乐”，创造了周的制度文明；干宝以史注《易》，集中 的大量史实的下限是在周公、成王时期；更考虑到陆绩的周公作卦爻辞说对干宝的可能影响 。因此，周公似乎更适合于干宝心目中的卦爻辞作者。
至于《易传》的作者，干宝亦未细说，但将《文言》、《序卦》、《杂卦》属之于“夫子 ”，正是儒门易正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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