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字的意义，以为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槃《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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