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 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 ，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 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 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 。），为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拉开了序幕。
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交通史料，一些学者也辛勤发掘，深入研究，同样成绩斐然 。如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 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黄盛璋《于阗 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吴丽娱、张小舟《唐 代车坊的研究》，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 》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 ，程喜霖《唐<西州图经>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等，都各有新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俞伟超执笔的《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是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当时工作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黄河栈道 。此后，又有考古学者继续这一工作，使黄河古栈道的交通作用更为明确。张庆捷、赵 瑞民对于山西黄河古栈道的调查和研究，成绩较为突出。（注：参看张庆捷、赵瑞民《 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 行署文化局《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赵 瑞民、张庆捷《关于黄河古栈道的若干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 古籍出版社，2000年。）
对于秦始皇直道遗迹，陕西、甘肃、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都进行了实地的考古调查。 甘肃省文物局编写的《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发表了比较集中 的考察成果。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专 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明确标示了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址位置，对于 其他古道路如武关道、子午道、灙骆道、褒斜道、故道、米仓道等遗址，著名的桥址 、关址，甚至与宋明古驿道交通有关联的当时的烽火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也都在实地考 古调查的基础上，有尽可能具体的表现。
四川广元明月峡等地的古栈道遗址，发现在横梁基孔的底部另外凿出小方孔，研究者 认为是特意加工的榫孔，用以固定栈道横梁，以防止其脱落（陆敬言：《古代栈道横梁 安装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研究者还注意到，在黄 河古栈道的转弯处绳槽最多的位置，多发现为避免纤绳与岩壁的直接摩擦而专门设置的 立式转简的遗迹（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 8年第8期）。有关的发现和研究，为丰富对当时交通技术的认识，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 料。
桥梁是交通道路通过河渠的特殊形式。文物资料中的古桥画像的发现，古代桥梁遗址 的考古发掘和勘查，也增益了研究历代交通建设的资料。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文 物出版社，1957年），罗英《中国古代石桥》（人民交通出版社，1959年），茅以升主编 《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罗英、唐寰澄《中国石拱桥研究》（人民 交通出版社，1993年），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 研究专著，都是以有关的文物考古工作收获为条件的，也是中国建筑史学者参与交通史 研究的成果。
交通考古突出的成就，还表现在对古代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
商周墓葬遗址已经发现数量可观的车马遗迹。郭宝钧《殷周车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8年）一书，是有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考古 》1980年第4期）与《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是以新的 考古资料成功探讨西周车辆形制的论文。秦始皇陵陪葬坑铜车马模型的发掘出土，为了 解秦时制车技术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秦始皇 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的《秦始皇陵铜 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就其资料价值和学术内涵来说，对于秦代交通 史研究都有里程标志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刘仙洲和史树青以文物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点的关于独轮车创始于西汉 的论证，对于交通工具史的研究有显著的推进。王振铎从30年代起即先从东汉入手，开 始进行古代车制研究，其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由李强整理 补注，终于正式出版。作者所注意到的“近代民间使用的车辆”其车型及其工艺“多是 保存了东汉的遗制和传统的做法”（《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3页）的情形，与我们在 研究中国交通史时所遇到的若干有关现象，有某种共通之处。认识和理解这类现象，探 索其原因，对于总结中国交通史进程的总体趋势是有意义的。王振铎《指南车计里鼓车 之考证与模制》（《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 》1984年第6期），均从技术史角度成功地探索了古代车制。对于交通进步有重大的世界 历史性贡献的指南针的发明，王振铎又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中国古代有关静 磁学知识之发现与发明》（《中国考古学报》第3、4、5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949 年，1951年），《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1978年第3期），《 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期，1979年）等论 文，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注：这5篇论文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 版社，1989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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