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收入《滇史论丛》第1辑，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冯汉镛《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考--兼考蒙古入大理的中 、西道》（《文史》第30辑，1988年7月），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古代交通 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 论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杨铭《唐代吐 蕃--勃律道考》（《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洛桑群觉、陈 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等。
交通史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渐为许多历史学者所重视。一些断代史研究专著 中，特别为交通的历史发展辟有篇章，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例如，杨宽《西周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编《西周王朝的军政大事》第6章《<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 探讨》分析了《穆天子传》成书的交通史背景，又第6编《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 》的第1章《西周时代的衣食住行》中，第4部分论述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车马”。杨宽 《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章中论述了 “运河的开凿”以及“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在《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的发展》一章中论述了“四方土特产的交流”及“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林剑鸣《秦汉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章中有“商业、交通和城 市的发展”一节，其中论述了“水陆交通和运输”，涉及“贯通全国的交通网”、“‘ 丝绸之路’的开辟”、“水路和海上交通”；在《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章中有“居 住与交通”一节，其中论述了“交通和运输”，涉及“交通运输工具”、“四通八达的 水陆交通”、“交通的管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一章中有“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一节，其中论述了“运河 的开凿”、“修驰道与筑长城”；在《唐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章中有“唐代的 行政制度与驿站制度”一节，其中论述了“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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