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沈曾植对甲骨学的这一番关注，笔者并非旁逸于本文主题之外，臆呈博闻，而是因为沈曾植的这种态度，为他对王国维的赏识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沈曾植对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序》的“深赞”在其“考证”方面，即在于王国维“考”索有清三百年小学发展之轨迹，而“证”成其清代小学古文、诂训、《说文》、古韵之学彼此匹敌构成清代小学的基本格局之说，并非对其甲骨考证成就之赞赏，因其时王国维尚未深涉甲骨之学也。
1915年4月中旬，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1915年3月22日罗振玉致函沈曾植云：
……前呈拙著，想已惠览。深愿得长者一言，借知得失也。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当晋谒左右。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
4月1日，罗振玉再致沈曾植信云：“静翁返国，当可畅聆麈论。”（13）实际上，罗振玉稍后回到中国，拟踏访殷墟故土，原是有意请沈曾植、王国维两人同游的。信中所谓“前呈拙著”，即指本年正月初委托其弟罗振常代呈之《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其序和后序均为王国维所作。只是后来王国维与沈曾植见面的细节甚至日期都没有记录下来，王国维自己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有“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14）之语，日期是含糊的，所以《王国维年谱长编》和《沈曾植年谱长编》都无法系以准确日期，但王国维与沈曾植在相知相闻十多年后终于不再缘吝一面，这却是事实。1916年春，王国维因哈园之请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学术丛编》主编，居住在离沈曾植不远的地方，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说：“丙辰春，复来上海，寓所距方伯处颇近，暇辄诣方伯谈。”从此时相造访，彼此赏识，传为佳话。真正意义上的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才算开始。此后沪上的诗社雅集、名流清谈、谈艺说文，沈曾植与王国维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1919年，浙江当局拟续修《浙江通志》，敦请沈曾植为总纂，沈曾植遂再聘请王国维、朱祖谋等任分纂，共襄盛事。而1918年初，王国维在是否北上任教北京大学的问题上也曾征询沈曾植的看法。从两人交往的密切以及交往内容的广泛来看，其实已超越了一般的问学，而是多了一份情感在内了。
二、沪上七年的诗歌交往
王国维回到上海后，与罗振玉商量学术、疑义共析的“习惯”虽然依靠频繁的通信维持着，但这种越洋书信不仅有时间上的延滞，而且形诸笔墨的交流文字毕竟不如当面的讨论来得彻底。所以罗振玉的影响不免较以往略有削弱，而沈曾植则实际上取代了此前罗振玉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学术地位。他在致罗振玉书信中亦云：“在沪半载余，惟过乙老谈，孤陋可想。”“然处此间久，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15）此前在日本的生活，正如罗振玉在《集蓼编》中所说：“予在海东时……王忠悫公尽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所居去予不数武，晨夕过从。”（16）如今在日本与罗振玉的“晨夕过从”变成了与沈曾植的“惟过乙老谈”，过从谈话的对象变了，但内容倒是依然在国学的范围之内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沈先生每见一书画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与商榷。沈先生笃老不著书，惟以吟咏自娱，故常与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质沈先生。”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有“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之语，其师事沈曾植的心态，乃是并无讳言的。
今检静安诗稿，其与沈曾植之间颇有诗歌酬唱，甚者有往返至三四叠者。其中既有沈曾植首唱者，也有王国维首唱者。现存最早的沈、王唱和诗约在1916年8月中，因王国维请沈曾植为书扇，沈曾植为书《伏日杂诗简静安》四律并索和，王国维约在8月末作《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以报。沈曾植在接获王国维和诗后，再作七律一首以奉，王国维也作《再酬巽斋老人》七律以和。这数度酬唱，从体制上而言，先五律，后七律，从韵部来看，也不步原韵，可见其酬唱之随意，只是借酬唱的方式表述彼此心情而已。这一组唱和诗既各自自明心志，也涉及到对彼此的评价。如沈曾植的“寂寞王居士，江乡寄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数句，即对王国维沉潜学术的精神予以了赞赏；而王国维和诗：“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子沈子”一词先见于陈衍《冬述四首示子培》之三中的“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之句，王国维当是借此表达对沈曾植的师事姿态，同时也直陈彼此“情亲”的忘年关系，对于沈曾植学术识见之精微，更是表达了叹赏。不过诗中对沈曾植“篇篇妙入神”的赞誉，到了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却变成了“晦涩难解”，认为其不如前此诸章（17）。看来王国维对于沈曾植这一组诗的理解是有困惑的。不过，王国维的这一困惑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作为晚清“同光体”诗人的魁杰，沈曾植诗歌的晦涩难懂几乎是得到公认的，这不仅与沈曾植深于学问特别是邃于佛典有关，也与沈曾植关于诗歌“诗人之意，岂尽人而知耶”（18）的创作理念有关，所以其“以经发诗，因诗见道”（19）。陈三立《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20）辅以在师法上，沈曾植偏嗜李商隐、黄庭坚等，难免会形成深文隐蔚的风格特色，所以王国维的这种感觉其实渊源有自。当然王国维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和诗亦“苦无精思名句”的。不过这种直言的感觉更多地着眼于诗艺方面，若求诸两人之关系，则略拈数语，即可见一斑了。
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再一次诗歌酬唱则是从戊午年冬至日（1918年12月23日）开始的，王国维首作《戊午日短至》以奉呈沈曾植，而沈曾植则以《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二首相答，王国维再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相复。这一组唱和诗作于1918年末，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南北局势处于动荡之时，则这组唱和诗中所包含的“讥切时政”的意思确实是颇为明显的（21）。不过难以指实而已，但王、沈之间借此表达了他们共同对时局的关注，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除了诗歌唱和之外，王国维也有若干首诗歌是为沈曾植而写的，如《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三首，即是承沈曾植之请而题写的，而他的《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则是为沈曾植写的祝寿歌。1920年2月18日小除夕，沈曾植赠水仙钓钟花，王国维感赋《小除夕东轩老人饷水仙钓钟花赋谢》五古一首，畅叙感喟及交情。其中对比沈曾植与自己诗风高下数句，很有意味。诗云：“公诗天下雄，揖让苏与韩。我惭籍湜辈，来厕晁张间。”王国维不免自谦，但他对沈曾植浸润苏轼、韩愈之风而自饶雄奇沉郁的诗风的体认，则是颇为准确的，这与后来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价沈曾植“间出入韩、苏”的看法也是大体一致的，或许王国维此议更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王国维1917年8月间所作《游仙》（如盖青天倚杵低）一首，虽是对1915年所作《游仙》诗断句的再续，但因为时隔两年，其中颇有对沈曾植在7月初北上支持张勋复辟而终归失败的感慨在内。而另外一首《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则作于沈曾植去世半年之后，王国维时入值南书房。“昨宵忽见梦，发函粲琳琅”以下真至性至情之语也。王国维备叙梦境而语语呜咽，结以“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其痛切心情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