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我没有说他这样说不正确，而是想进一步说明问题。
宾：说明什么？
主：我想就黑氏这一段话的内容分别作两个方面的说明：第一，历史经验教训与人们的自由选择的关系问题，第二，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的问题。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只要黑氏在依据经验说话，他的话大体都不会离谱太远。他说，对于历史教训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的确不错；有人面对历史教训采取不接受态度，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的确太多了。所以，他的话里确实有正确的地方。譬如，中国人从很早就、而且一直也坚信：以民为本从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残民以逞从而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是一条重要历史教训。可是殷商末世、秦之末世、隋之末世皆拒不接受此教训；所以，人们对于历史教训的确是有接受与否的选择自由的，这都可以证明黑氏所说是有根据的。不过，黑氏只说到不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人，那么，还有没有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人呢？既然黑氏承认，人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接受与否的自由的，那么人们选取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自由在逻辑上就是不能被排除的。因为，如果没有两种以上的选择出路，那么就谈不上有选择的自由。逻辑上既然不能排除，那么在历史事实上是否曾经存在呢？黑氏的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也是十分存疑的。这样的结论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大家知道，在殷、秦、隋等王朝因拒不接受历史教训而灭亡的同时还有周、汉、唐等王朝因乐于接受历史教训而兴起。怎么能说没有人接受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呢？所以，在这里，黑氏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讨论还在经验的层面，黑氏所犯的是经验分析论证中的片面性。
不仅如此，以上所举殷、秦、隋之亡与周、汉、唐之兴的事例，恰好证明：人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取舍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可是，人们对这一自由选择的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就不能从心所欲了。所以，殷商王朝、秦王朝、隋王朝先后都因拒不接受历史教训而“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周、汉、唐等王朝，却因虚心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教训而勃然兴起，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因此，我们承认黑氏所说，人们对历史经验教训有取舍选择之自由，但是，不能因此而看轻历史教训的存在与意义。相反，这样的事例恰好告诉我们：殷商、秦、隋等王朝的末世拒之而亡亦即周、汉、唐等王朝受之而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选择自由的背后却有着结果的必然性；而这种结果的必然性正一再证明，上述历史经验的教训的本身是有其颠扑不破的性质的。
宾：不论您怎么说结果的必然性，人们在历史面前的选择意向的自由总是无法否认的。
主：的确如此。不过，您既然说到这里，那么我倒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向您请教，您看，对于同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殷商、秦、隋与周、汉、唐为何会采取截然对立的选择呢？他们的自由选择是完全任性的？还是有其根据或理由的？
宾：对于这样的国家大计，一个统治者恐怕不会完全掉以轻心，看来总是会有所思考的。
主：您说的对。在考虑是否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人们总会给自己的决策找出其自身的根据。有些什么要考虑的根据呢？如果具体地说，那么也许可以从各个具体方面的条件来分析；可是，如果作总体的考虑，那么他们的根本依据看来只能是自身集团或阶级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同一个历史时代并且面对同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殷、秦、隋等王朝采取拒不接受历史教训的态度而周、汉、唐等王朝却采取了乐于接受历史教训的态度。他们分别地作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而选择本身的性质是对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对立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现实利益是对立的。他们的现实利益为什么是对立的？这就不是他们自己能够自由选择的了，那是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前提条件所造成的，而历史前提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于他们却是既定的。因此，他们各自的自由选择中实际存在着历史前提的不自由，所以，他们各自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看来我们从事史学理论研究，最好还是对历史上的自由选择多作实际的分析，而不重泛论自由本身。
宾：您这样说是否是要批评黑氏泛论历史上的自由？
主：绝无此意，也不可能有此意。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正是深深受到了黑氏的重要启发的。黑氏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一方面强调，人的欲望与激情的自由选择及其作用是现实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相互对立、竞争的交错作用，最后实现的却是世界理性的目的，人们（即使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最终只能成为理性实现其自身的工具。这就是他所谓的“理性的狡计”（die List der Vernunft,the cunning of reason）⑥。所以，黑氏是很好地说明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我们不同于他的地方是，我们难以接受他预设的第一性的世界理性而已。您看，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来谈第二个问题，即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的问题了？
宾：好，那就请您谈一谈，究竟有没有亘古不变的历史经验教训呢？
主：您的问题真是单刀直入。我的答案也必须十分明确，即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它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产生，也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三代时期，王朝必须分封（不论是名义上的或事实上的）诸侯，才能维持统治，所以诸侯之国往往长期存在；而汉初分封的功臣侯者到武帝时就没有什么了。汉朝为什么不接受三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呢？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他已经清楚地知道，有些历史经验教训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大篇引用贾谊《过秦论》的论述，其中引出贾谊对秦亡的关键性解释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就又一次强调了那条残民以逞、从而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关于封建与否和关于民心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有效性是在时段上有很大差别的。前者只适用于三代时期，而后者则在凡国家政权存在的历史时期皆可适用。等到国家政权也在历史上消失的时候，看来它作为经验教训的作用也将成为历史的往事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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