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明交错的空间--地中海、西域与东海
1949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出版了他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部书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部书成为历史学的名著，非常有影响。布罗代尔为什么要以“地中海”为一个历史空间？人们为什么会关注16世纪的地中海？这是因为地中海是一个种族、宗教、政治异常复杂的地域，埃及人、亚速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交织，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由于海路作为交通渠道，使得环地中海形成了有关联的“历史世界”。在布罗代尔研究的那段时间里，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宗教与文化，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互相交流与互相影响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在这一空间的交错，使它成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绝好聚焦点。
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样，2008年，中国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亚一带，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仅以宗教而言，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个“地中海”，尽管它不是经由海上交通，而是经过陆路彼此往来的①。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观看“交错的文化史”，“西域”这个区域即蒙元以前中国的左翼，确实是一个宗教、语言、文化交汇的陆上“地中海”，汉族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错综的“历史世界”。
然而，在蒙元之后来看“交错的文化史”，那么我以为，“东海”即中国的右翼，也许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中海”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西域”，在这个历史与文化错综交织的空间中，与本来就存在文化差异，逐渐“由异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鲜、日本与中国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这个本来就与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诡谲。或许，对这个文化交错的历史世界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超越国境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它进入“近代”之后复杂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或许也可以给全球文明史增添一个新的模型？
一、西域：从近代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转向到敦煌的大发现
欧洲对于中国的全面研究，或许在“传教士时代”已经开始。不过，大多数经由南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记录，主要还是以传统汉族中国的历史、宗教和语言为中心，尽管欧洲人对于中亚、南亚和西亚早有相当多的涉猎，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把“西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世界来看待②。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随着崛起的欧洲列强对亚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也随着欧洲人在西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探险”式的考察热，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周边”，研究的视野陆续拓展至后来所谓的满、蒙、回、藏，对中国的研究资料也开始超越汉文文献，广泛涉猎各种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资料③。当时，西洋的一些学者与探险家除了对亚洲腹地的“实地探险”之外，他们也开始了对各种亚洲资料的“文献探险”，随着新文献的大量出现，所谓“东方研究”无论在语言文字、空间范围、历史现象还是关注焦点上，都开始超越了汉族中国，扩展到了“周边”，尤其是，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渐渐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西域”这个历史世界④。
随着西洋学术与思想进入东洋，这种“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在明治以后的日本兴起。大体上说，1890年代以前，一般日本中等教育领域对于中国史的介绍，是用《十八史略》，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历史，则是作为“汉学”的一部分，仍然囿于中国文献范围与传统中国观念之中，不仅资料未能超越汉文文献，空间未能拓展至传统中国之外，立场亦未能超出作为东邻的日本。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转型，也在渐渐变化，在这一方面，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有指标性意义⑤，这部“一改中国传来之旧史籍，易之以西洋式的理解天下大势方式”的著作，在最前面概论中国地理、人种、东西交通时，就用了作为最新知识的欧洲文献，而他对于蒙古史的兴趣，也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描述⑥。这一思路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日本学者，如被称为日本现代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白鸟库吉等，据榎一雄后来追忆，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两年，这种认识在那珂通世那里就已经明确，而白鸟库吉也在高中读书时就受到启发，后来这位日本亚洲研究的重要推手白鸟，就很自觉地要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并在这一方面，立志“使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超越西洋学界之上”⑦。其后，在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中，特意把原来书名中的“支那”改成“东洋”，据说，这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据田中正美说，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高扬与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⑧。稍后，大正年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更在《总论》中论述把历史范围扩大到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意义。“这是以前没有的新学问”，用宫崎市定的话说，这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要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⑨。
其实在清代中期与晚期，中国有关西北史地之学也开始崛起。在清代，一方面西部的疆域大大拓展⑩，但另一方面西北又始终不平静，不仅对内军事行动不断，对外又频频有外交交涉，这刺激了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11）。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既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历代王朝历史的“绝域与绝学”（12），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的应时兴起，逐渐成为学术潮流。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域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嬗变。以蒙古史为例，在钱大昕以后曾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之作；到了晚清，洪钧修《元史译文证补》，屠寄修《蒙兀儿史记》，就务求蒙古在历史中固有之分际，扩大蒙元史之范围。如屠寄引用资料就远远超出传统汉文史料，有高丽史料、云南史料、西域史料，尤其是采用了各种外文史料，如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难薛禅《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美国米亚可丁《蒙古史》等（13）。在那个时代，一些学者们开始参与到如突厥三大碑的考释（14）、蒙元文献的译读（15）、唐代三夷教即火祆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景教和摩尼教的研究等等国际性的课题中（16）。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看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17）。我总觉得，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无论在视野、工具、文献上看，这都是一个巨大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18），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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