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看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卷首《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尽管有刘应（Claude Visderou,1656-1737）这样很早就注意研究塞外民族历史和语言，注意到汉文史料中关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记载的人，但是，大多早期的历史研究仍然“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主要还是借用传统中国文献来描述，例如，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ovilla,1669-1748）的十二卷《中国通史》基本上是以中国的《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基础，尽管“此书一出，为不识中文之欧人增添了无数有关中国史的知识，推动欧洲中国学日新月异”，但他的中国史认识仍然是依据了汉族中国的角度和立场来观看的。即使是他们超出汉族中国描述蒙古历史，如宋君荣（Antoine Caubil,1689-1759）编纂的《蒙古史》，仍然是借用清代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即《续宏简录》）。参看石田乾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现代史学大系第八卷），东京：共立社，1932年，第206页。
③如1826-1828年出版的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1788-1830）的《亚细亚文学、历史、语言杂稿》中，就有关于《蒙古源流》的研究，有关于满族、台湾、阿富汗等语言的研究，有关于琉球、和阗、日本的研究；1829年巴黎出版的《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 Melange Asiatiques）中，就出现了对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研究，出现了根据《文献通考·四裔考》对西藏的研究，出现了对蒙元时代的畏兀人塔塔统阿、蒙古人速不歹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根据伊斯兰文献进行的蒙古史研究等等。参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十九二十世纪》，第93-110页，北京：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上海：上海书店重印本，1989年。此外，人们熟悉的如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就著有《塞外民族语言考》、《法显传译注》等。参看石田幹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等论述。
④“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的地理词汇，但是，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却是近代的事情。
⑤日本学者三宅米吉、宫崎市定等人在追忆那珂通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从来中等学校的中国史教科书，多是《十八史略》、《元明史略》、《清史举要》等等，这些史籍一方面是中国史，一方面又是汉文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它们与欧洲的历史教材相比，体裁和编纂旨趣大相径庭。参见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文学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上卷，东京：目黑书店，1929年，第295-296页。
⑥参看《宫崎市定自跋集》，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32页。又，参看中见立夫《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载《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9年3月，第3-26页。
⑦[日]吉川幸次郎编：《东洋学の创始者たち》，东京：讲谈社，1976年，第22-23页。羽田亨在《白鸟库吉の思出》中也说，“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乃是白鸟库吉博士的心愿”，见《东洋史研究》第七卷第二、三号，京都：京都大学，1942年，第83页。
⑧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一），东京：大修馆书房，1992年，第29-30页。
⑨参见《宫崎市定自跋集》，第24页。这是一个学术大趋势，像藤田丰八（1869-1928）就在大正年间（1912-1925），关注重心由“南海史”向“西域史”转变，因此，稍后更出现了像石浜纯太郎（1888-1968）、和田清（1890-1963）、神田喜一郎（1899-1984）等学者。
⑩正如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所说，“国家极盛于乾隆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11）例如康熙年间，图理琛假道俄罗斯出使土扈尔特，撰《异域录》，乾隆年间，七十一赴新疆，撰有《西域闻见录》等等。
（12）参看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一书的描述，此处用她的书名，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13）参看杜维运：《屠寄传》，《历史的两个境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18-120页。
（14）突厥三大碑即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据说是1890年芬兰人A.Geikel在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发现的，另一种说法是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发现的，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家汤姆森（Vilhelm Thomsen,1842-1927）根据A.Geikel的报告在1892年最先解读，并出版了《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中国学者如沈曾植，虽然不懂突厥文，但根据西洋的释读，加上自己丰富的唐代文献知识，给予历史的解释，也作出了贡献。
（15）如何秋涛、张穆、李文田、沈曾植对于《皇元圣武亲征录》的校正等。
（16）火祆教（Zoroastrianism，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研究，在中国，最早曾有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中偶有道及，也许是看到外国的研究。摩尼教的研究，最早是蒋斧在1909年发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参看林悟殊：《摩尼教研究之展望》，《新史学》（台北）第七卷第一期，1996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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