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所谓中国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的大发现，更大大促进了“西域”研究，这些千余年之前的古文献，不仅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于资料多藏在域外、文献涉及语言繁多、宗教来源成分繁杂、历史地域偏向西侧，迫使学界不得不超越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面向国际学界的挑战，开出一个新天地。所以，当时中国历史学的领袖人物傅斯年和陈寅恪都看到了这个新趋势，傅斯年曾在宣言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简单明了地呼吁，中国研究要“将来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亚细亚”，而陈寅恪则委婉地表达，“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把研究西域和经营西北彼此钩连，暗示了这一波学术趋势的发展路向（19）。
二、东海：传统文明在东亚近世的交错与分离
不过，西域作为文化交汇的空间，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后，虽然也有陈诚（1365-1457）出使西域，但毕竟时过境迁。不妨举一个例子，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Bonoit de Goes，1562-1607）曾试图不经由习惯的海路，而从中亚寻找从欧洲探访北京的陆路，尽管他最后到达了中国，但是在他的记录中留下的是“愈前行，危险与疲劳渐增……道路既危险，复有盗贼之虞”，在这一路上，他不仅“始终与盗贼、水灾、山岭、风雪相争斗”，而且缺少水源和食品的戈壁沙漠，也让他吃够了苦头（20）。
道路畅通交流便繁盛，渠道壅塞来往就困难。郑和七下西洋象征着东海海路的逐渐兴盛，而鄂本笃的经历则象征着西部交流的渐渐淡出，因此“西域”作为亚洲历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历史，在蒙元时代以后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实，自从唐宋两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断，而“背海立国”的宋代逐渐把重心移向东南之后，尽管有蒙元时代横跨欧亚，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宽阔或狭窄或交错或宁静的“东海”，似乎渐渐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等等，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这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
对于东亚海域的研究，其实一直就有。随着16、17世纪以后葡萄牙、荷兰等国的东进，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传教士东来以及稍后列强对于环东海诸区域的渗透和占领，这种研究逐渐展开，而新兴的人类学（或者也可以说是民族志）、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更刺激了这种“异文化研究”的兴盛（21）。尽管欧洲汉学界影响较大的学问，一直是在“西域南海”，即吐蕃、波斯、爪哇、真腊、安南、蒙古、占城、高昌、印度、吐谷浑、黎轩、罽宾，重点研究的宗教是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多引证的典籍是《诸蕃志》、《魏略西戎传》、《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玄奘传》、《元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宋云行纪》、《使印度记》等等（22），但是，随着东印度航路发现后欧人东航到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越南与菲律宾等等地方（23），随着研究时段下移至明、清，19世纪中叶以后，“东海”的文化、历史、宗教、地理、习俗，也开始进入欧洲东方学者的中心视野（24）。
然而，把“东海”作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来研究，在环东海诸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却不尽相同。也许，中国由于在历史叙述方面自给自足，常常会忽略“周边”，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日本在本国的文献记录、文化源流、政治交涉、贸易往来各方面的历史叙述中，都不能不涉及中国、朝鲜、琉球，因此，在日本学界，“东亚海域”、“东亚”、“东北亚”等等词语会常常出现。特别是明治以后的日本学界，由于“国权扩张论”的膨胀，一半源于“大亚洲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一半出自历史学的学术新兴趣，对于中国“四裔”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对环东海的朝鲜、琉球、台湾以及南部的越南、北部的库页岛等等都有格外的关注（25）。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下，（日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这一历史观念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面对西洋，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时代思潮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26）。例如对满洲，自从1908年白鸟库吉向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建议设立调查部，此后日本学术界中，如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都加入了对满洲的调查。又如对朝鲜，随着日本势力的西进，日本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朝鲜的论著，自林泰辅的《朝鲜史》（1892）、《朝鲜近代史》（1901）之后，就有坪井九马三、白鸟库吉、今西龙（1875-1932）、池内宏（1878-1952）、小仓进平（1882-1944）、原田淑人（1885-1974）等的大量研究。应该说，这一潮流一直要到稍后几十年，大约在1920年代之后，才渐渐影响到中国。
不过，那个时代对于满洲、朝鲜、台湾、日本、琉球等地区的研究，仍然较多是孤立的研究，还没有很自觉地把它当作“东亚海域”一个整体，考察其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关联与互动。但是近年来，随着超越“国别史”的呼声越来越高，“超国家”的“地域史”成为新的学术趋向，因此，日本对东亚海域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例如，关于“朝贡贸易体制”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也有了新回应（滨下武志、岩井茂树），以宁波、广州、长崎等地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研究也相当有成绩（如大庭修、松浦章、小岛毅），而“从亚洲思考”的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学界的流行，也刺激了这一研究范式（如沟口雄三、平石直昭），而在中国学界，也开始渐渐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尝试着把“东亚海域”看成是一个新的“历史世界”，那么，“东亚海域”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吗？关于东亚海域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典范吗？
三、研究重心与研究方法：西域研究与东海研究之异同
我们看到，“西域”之学的兴起，曾经给国际学术界带来了思想与学术的若干变化，如果允许笔者简单概括的话，那么这些变化是：第一，它把以王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国史，改变为东洋史或亚洲史，它超越了传统汉族中国范围，拓展了中国研究的文献、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空间，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之外，重新建立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史”框架，使得“疆域”、“王朝”、“政治”不再是叙述历史的绝对指标。第二，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宗教、语言、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重要的新内容，历史、文献、艺术、语言之学成为重要的新工具，共同问题的形成使它成为具有国际性的新领域。第三，由于这一新学问研究的是一个超越传统中国的新空间，这促使文献资料范围巨大扩张，而这种文献资料的扩张，又使得各种中亚西亚南亚的语言文字之学成为必需的工具，“写本”特质（包括传播途径、书写方法、鉴定技术）成为重要的研究点，同时，民俗调查和遗址考古也成为发现新材料的必然途径。正如1918年，羽田亨所总结的，明治大正间日本东洋学的进步正表现在“不仅在美术史、风俗史、历史地理上的研究数量不少，更由于中亚所发现的史料，使得中国历史事实被阐明得更多……从上述取向可见，如果从事中国史特别是塞外地方的历史研究，晚近学者可以向何方努力，学术的大趋势究竟会走向何方”，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第一武器”即语言知识在新研究中的工具意义（27）。显然，这些新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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