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前所述，无论西洋、东洋还是中国，这一新的历史领域与新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意图和立场。由于淡化甚至超越民族国家的现实边界和政治领土，隐含了欧洲与日本对于重新界定“中国”的疆域，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的政治意图，尽管古代王朝以及现代中国确实因为天朝大国的自大，遗留了“朝贡体制”或“册封体制”的想象。但是，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满洲与朝鲜、俄人对于蒙古与回疆、英人对于西藏、法人对于安南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搁置政治的意图与背景，仅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这种超越汉族中国政治、语言、历史和文化边界的西域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它促成了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也就是促进了学术的进步（28）。
那么，“近世东海”的研究呢？毫无疑问，任何区域研究在方法上都有共通性，无论研究“西域”还是研究“东海”，我们都会发现，一旦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与传统历史，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资料、新视角、新手段、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像研究西域的时候，各种被发掘出来的语言、宗教、历史、艺术资料，不仅在挑战着我们原有的知识、工具与方法，而且在丰富着我们此后的视野、理论和领域，同样，在研究东海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学术变局，原来似乎很陌生的文献开始被用在解释中，各种历史的新线索开始变化着我们观看历史的焦距。
不过，除了“中古”与“近世”、“写本”与“印本”、“左翼”和“右翼”这些明显差异之外，与“西域”研究相比，在“东海”研究中似乎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而趋向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相反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向心融合，而是从原本看似同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换言之，由于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东海研究之重心应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合”，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对于“东海”这一区域来说，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也是更加复杂的文化交错，却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汉、满交替统治中国的时代中，原来看似有同一性的“东亚”或者“东亚海域”的文化出现了“纠缠而且分离”的现象。
我们应当看到，首先，与“地中海”不同，在“东海”这个同样依赖海路彼此联系的空间里，尽管有着类似佛教和儒家这样共同尊奉的宗教与思想，但是，却始终缺乏一个类似基督教那样，超越国家（王朝）、皇权（君主）之上，作为彼此认同基础和联系纽带的共同宗教，因此，这个区域很难在国家之外，形成超越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其次，与“西域”不同，“东海”不是一个各种民族、宗教和语言的边界时常移动，因而成为彼此混融、互相冲突的空间，由于各个民族、宗教和语言大体各守边界，加上它们原本就有一些共享的典籍、文字和宗教，因此，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文化变迁，却是这些文化认同基础的崩溃。这倒是西域甚至地中海都没有的历史变化，也正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导致了近代东亚各国认同与文化的变迁（29）。
第二，中古西域虽然有来自南亚、西亚（甚至更西）、北亚和东亚的文化，但是毕竟各种宗教、语言与典籍彼此角逐，即使是最强盛的汉唐中国及儒家学说，在那里也不可能横扫一切，成为垄断和笼罩的文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涉现象，使得考古发掘、比较语言、历史地理、写本鉴定等等方法越来越重要，而民族、宗教、艺术等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正如石田幹之助在回忆羽田亨的时候说到的，由于敦煌、高昌、龟兹、于阗遗址的发现，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的问世，由于废寺石窟塑像壁画的重见天日，如何灵活地运用语言学知识，如何充分使用新的残简佚籍，如何全面地掌握西洋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成为陈寅恪所说的学者是否能够“预流”的必要条件（30）。可是，16、17世纪以前，“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字文化”曾经有过笼罩性的影响，而16、17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大清国、经历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国，和经历了江华岛事件的李朝朝鲜，包括同时的越南等等，又都在一个纯粹外来的、更加强大的西方文化，以及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的影响之下，经历了重新“从锁国到开国”的历程。因此，研究近世东亚海域，比起研究“中古西域”来，更复杂和更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不是掌握各种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写本壁画，而是需要更复杂的和更多元的视角、立场和观念。由于“近世东海”周边诸国，很多文献原本均由汉文书写，各种宗教学说大体共享，文献资料多有印刷流传，因此，对于新语言、新发掘、新资料的依赖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近世东亚海域研究却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国家疆域，形成“东海”这个历史世界？东亚海域周边各个国家大体长久存在，疆域也大体固定，文化也相对延续，这不仅造成了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也构成了各自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空间边界，因此，“国家”（或者“王朝”）的历史意义很浓。如何既承认“国家历史”的存在，同时又看到环东海文化交流在深层给各区域造成影响，是一个需要斟酌和需要平衡的问题。二是因为曾经共享传统，它造成各个国家文化的表面相似，研究者如何改变过去习惯于“同文同种”的历史观念，细心剔理各自“古层”和“低音”中的差异，探讨彼此的不同，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三是因为诸国都遭遇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在这一区域历史的研究中，更需要深入研究回应西方“冲击”时各国的不同“反应”，这些不同“反应”背后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恐怕都是“中古西域”研究中所不曾遇到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对“中古西域”的研究，仿佛是面对一些古老的典籍和一个寂静的遗址，虽然会有思古之幽情，但已不存在感情的波澜。可是，近世东亚海域的研究却不同，历史研究者不仅很难摆脱历史记忆与感情纠葛，也常常受制于现实国家与政治的立场。东亚海域周边诸国显然各有各的历史记忆，也各有各的政治立场。比如，朝贡体系中是宗主国还是进贡国？在战争中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先进一方还是落后一方？在这里，不同的记忆和立场始终会影响到对历史的观察，在关于历史起源（如檀君、天皇、黄帝的争论）、国家疆域（如高句丽、琉球、安南之归属）、文化交流（如蒙古袭来与倭寇扰边）等等方面，这些意识、立场、感情都会掺入，使这种超越国家疆域的东海区域研究带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那么，在“东亚海域”研究中，在超越“国家历史”的同时，应当如何超越这种“国家感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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