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而论，怀特着重发挥的是关于历史文本的形态学分析，安克斯密特理论的要旨，则在于发掘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而为其构成成分所阙如的诸种特性。同样是关注历史叙事，对于叙事中所呈现的过往历史中的故事，或历史解释中所呈现的过往历史的模式或结构的性质，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罗·利科、大卫·卡尔（David Carr）等人坚持叙事实在论（narrative realism）的立场，认为历史过程本身就有模式和结构潜藏其中，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有“故事性”（story-like）的特性，历史叙事的结构并非人们强加于过去之上，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并非史家所能够自由创造的。而在明克（Louis Mink）、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事观念论（narrative idealism）的立场看来，过去之中真实地发生过若干事实，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过去本身的若干事实中并不存在任何意义和结构，历史实在本身是一片没有形式的混沌。在混沌中创造出意义和结构，正是史家之所为。历史叙事的结构、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是史家施加于过往事实之上的。明克的说法是，故事是被人们讲述的，而非人们生活过的。怀特认为，史家可以给同样的事实系列赋予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米什莱和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就分别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喜剧和充满保守情怀的悲剧。怀特论证的是，历史叙事中被创造、虚构、发明出来的成分，不亚于其中被发现的成分。安克斯密特则区分了文本整体与其最基本的构成成分--历史陈述。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作出关于过去的真实的陈述，这些陈述的真伪是我们能够判别的，因为它指涉的是过去所实际发生过的事实，我们能够以其是否与史料所包含的事实相吻合来作出判断。由诸多单个陈述构成的一个叙事性解释或者说是文本整体，即便其中每个陈述的真实性都无可置疑，然而，整体中所具备的某些因素却是其中任何单个陈述都不可能具有的，比如说各个事实之间的关联，作者隐含的却能够让读者感受到的倾向性等等（18）。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叙事性解释运用于过去，然而并不（像［某些］陈述那样）对应或指涉它。”“叙事性语言以并不指涉（refer）或对应（correspond）于过去的某些部分或层面的方式来展示（show）过去。”（19）
由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冷战”，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所习用的术语，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解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提到“冷战”，毫无疑问，人们大都会想起诸如这样一些事实：丘吉尔关于东西方之间那一道“铁幕”的著名演说、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等等。人们也常常在指陈一个大范围的事实的意义上使用“冷战”一词，比如说，“冷战时期，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但毕竟没有发生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全局性的对抗。”然而，如果我们下这样的论断--“将卢梭解说为某种极权主义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思想家，是一种冷战论调”--时，“冷战”一词似乎就具有了更多的解释性的意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对抗，促使很多人形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这样的“冷战思维”。诸如“冷战”等这样一些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叙事实体”，其中包含了诸多事实，然而，对于事实的不同选择，对于事实之间关联及其意义的不同构想，却可能使同一个“叙事实体”在不同史家那里具有非常不一样的内涵。在安克斯密特而言，叙事实体这样的特性，似乎就足以表明，它不像作为其基本成分的陈述那样指涉过去、要与过去相符合，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某个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提议（proposal）”（20）。既然如此，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的叙事实体或历史解释之间的冲突，就无法以是否与过去相吻合而得到裁决，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关涉到过去。既然“历史解释将一种结构投射（projects）到过去之上，而非去发现（discover）它，仿佛这一结构就存在于过去本身之中一样”，那么，“在叙事性语言中，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关联就彻头彻尾地‘被动摇了’”（21）。
在安克斯密特这里，叙事实体（或“历史表现”）必定包含着若干事实，但它更是历史学家观照过去的一种视角，它虽然要受到史料的制约，并非任意武断，却与过去实在并无直接关联。“我们对于过去的言说被一层厚厚的壳所覆盖，这层壳关系到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历史解释以及就相互竞争的历史解释而进行的争议。叙事性语言并不透明，不像是一个玻璃镇纸，我们可以透过它而毫无阻碍地看到过去本身。”（22）过往的文本提出了对于某一主题的历史解释，新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所要做的，就是在以往的文本上添加新的文本。历史学的历史就是新文本不断覆盖在旧文本之上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照这样的思路，史学史就成了历史解释层累地叠加的历史，而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历史解释的仆役。安克斯密特是这样的思路，凯尔纳也是由这样的思路，进而提出：
有关历史、史料和语言，有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方面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历史的实质建立在构成为其史料的材料之上，并且，我们对于过去的见解中任何重要的变化，都将是因为发现新的事实而在研究中取得进展的结果。这种取向将研究程式视作基础，而将人们写作出来的历史文本视作上层建筑。另一种立场则大相径庭。在它看来，在其根基处总是语言性的思想的运作乃是基础性的，而事实乃是上层建筑的材料，用来创造出对于此种结构性见识的某种表达。如果我们认定，修辞的、或者更一般而论思想的和语言的成规是首要的，并且因此它们乃是历史工作的实际源泉，就会出现大不一样的画面。这样的解读表明，历史不是“关于”过去本身，而勿宁是关于我们从自己身边发现的零散而毫无意义的碎片中创造出意义来的方式。（23）
凯尔纳虽然没有否定曾经有过过去的存在，没有否认过去有许多碎片遗存在我们身边，但是，历史已经无关“过去本身”，事实是意义结构运用的材料，而非决定意义结构的基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问题上，与传统史学产生根本歧异之处，就在于将解释凌驾于事实之上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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