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事实蕴涵着解释，事实与解释难以截然分离，甚至于在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思路那里，解释支配着事实。另一方面，事实与解释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照安克斯密特的立场，“叙事性解释没有存在论上的蕴涵”，“比如说，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直到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和发现，而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但安克斯密特又指出，“倘若一个叙事性解释在一段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被所有人接受，并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就转变为一个（一类）事物的概念。一个叙事之物就变成为一个实在之物。”（24）这倒的确是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而此前人们没有能够充分赋予理论意义的现象。这里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彰明较著的例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可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例证。内藤最早在20世纪初年提出这一假说，历经他本人及其后世学者的阐扬、质疑和辩难，“可以说，在今天，唐宋变革说已被视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综合判断而为学界所接受。”（25）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在提出一种历史解释的同时，也日渐成其为学者心目中的一桩“事实”。
在重建论看来，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看来，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相互转换。
四、历史解释的一元论与多元论
人们能够认识过去，这是历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然而，人们所要求于历史学家的，并不是简单地从史料中挖掘出历史事实，而是要帮助人们达到对于过往的某个层面或者某个片断的理解。因而，对于史学理论而言，正如艾文斯所说，“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这些联系，是早已存在，只等着人们以不偏不倚的认知取向去发现它们，还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构建出来的呢？”（26）倘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于同一个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理论上就只有一种解释才是最好的或正确的。盖伊由坚持事实及其关联的实在性和独立性出发，就认为，尽管史学实践中针对同一论题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然而，只要并非谬误，它们就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形，深入的考察会表明它们所探讨的乃是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原因，它们其实可以相互补充。他说：“对历史学家来说，一种解释就是对事件的总的解释，它几乎总会提供各种等级的原因（a hierarchy of causes）。就其为正确的那个范围而论，所有与之相矛盾的解释就都是错误的。”（27）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历史解释的一元论。解释的多元论则“承认两个或多个正确解释之间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28）。这样的立场清晰地呈现在柯林武德经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话中：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29）
解释的多元并非源自对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同样一个人们都能认可的确定的事实，也可能引发人们完全不同的解释。达森就谈到过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的例子。那是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关于1937年11月希特勒与他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所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记录。在这份文件中，希特勒谈到了德国的长期政策，强调德国需要获取“生存空间”。其中明确提到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谈到与英法开战的可能性。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以及在不少史学家那里，这份备忘录被当作希特勒有着明确的战争计划的证据。而研究二战史的名家泰勒（A.J.P.Taylor）和别的一些史家则不以为然，认为那场会议旨在解决内政问题，有关战争的言论不过是一场白日梦，是秉性偏执的希特勒力图解决手下大员之间的争吵时一番照例的胡言乱语，不过这一次恰好与后来的事态演变更多吻合而已（30）。一个事实可能产生不同的解释，对于同一领域内事实的不同选择，更是完全可能组合出蕴涵大为不同的历史图景来。虽则，史料本身的限制和历史学长期发展起来的学科规则，并没有使得这样的选择就变得可以是完全任意而自由的。
赫克斯特（J.H.Hexter）提出来的史家所应遵循的实在性准则（reality rule）是说，历史学家应该讲述“相关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最有可能的故事”（31）。问题在于，最有可能的故事经常并非一个。怀特在《元史学》中所明确发挥的结论，其要旨就在于，对于同样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可以提出来若干可能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没有一种能够宣称比之别的具有更多的“实在性”的基础。安克斯密特也认为，“史学争论归根结底不是旨在达成一致，而是解释性论旨的繁荣滋长”（32），而史学的进步就是对于同一论题的新的解释不断出现（33）。
对于重构论者而言，事实及其诸多事实所形成的模式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也只有一个。最终的解释虽然不一定在当下就能达到，然而史学实践中对于同一对象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解释，只要有其合理性，最终都会作为要素纳入到更加健全的解释中。对于建构论者而论，人们使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施展史家各种身手而产生出来的对于同一历史断面的解释，可能会大不一样，然而，只要这些解释并非谬误，而是奠基于史学家法和证据规则之上，它们就不会在同一层面上发生真正的冲突。历史学家们由各自的视角切入同一个历史实在，“各得大道之一端”。或者，用伯克霍甫的说法，历史学家可以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来与他们对过去的研究作类比，“尽管六个盲人把大象的不同部位误认为整个大象，至少他们全都是在摸同一个大象”。这样一来，所有出自不同视角的解释，就都是在对人们把握同一个对象作出贡献。而对于解构论者来说，盲人摸象这样的比喻，“蕴涵了历史学家从他们的实践中所无法得知的东西：所有的历史学家研究的都是同一个过去”（34）。如果没有了一个单一而统一的过去，历史学家所做的就只能是捡拾起各种零散而片断的碎片，尝试着拼合起一幅可以辨识出轮廓的图景。既然在解构论这里，人们面对的本非同一个过去，而解释又主导和支配着事实，解释的多元论就是其无法避免的推论了。
后现代主义以其解构论取向，将历史文本化，从而导致了以解释来主导和支配事实，以及历史解释上的多元论立场。它在动摇了传统史学的若干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更加自觉地以反思精神来对待历史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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