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萧一山严厉批评脱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他指出，虽然孔子以“经世”之学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17）但这种学术路向并没有传承下来：“我们的‘先儒’，不把不益于社会人生的学术，流传下来，偏偏教人们钻‘故纸堆’，习‘静坐空谈’，把二千年的聪明才智之士，都用到无用的地方”。（18）汉代、乾嘉学者擅长考据训诂，魏晋、宋明学者崇尚虚无、心性，这两种学风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停滞不前，饱受外族侵凌的重要原因之一。论古必及于今，是萧氏治学的一贯作风，批评古代的真正目的实际上在于臧否现实。他指出，当时学术界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恶习：“徘徊聚讼，光阴都消磨在讲说辩论上，仍受理学家蹈空谈玄之遗毒。有些人埋首研究，‘为学问而学问’，成绩亦颇斐然，但褊鄙自是，忽视一切……仍受经学家擘绩补苴之遗毒”。（19）学术是社会的源动力，学术路径错误，必然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在倭寇侵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萧氏大声疾呼“扶危济难之功，读书人都应该担负的”！（20）
（三）“经世学”的学科体系
虽然萧氏高扬经世旗帜并严厉批判脱离现实的学风，但“经世”作为传统文化派生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萧一山以学科体系为突破点，赋予古老的“经世之学”以现代意义，以期这一理论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焕发青春活力。
清代学人对“经世”学科构成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姚鼐、戴东原均认为天下学问可分义理、考据与词章三种，于经世之学没有片言提及。唐鉴认可姚、戴的学科划分方法，同时指出经世之学是义理之学的组成部分。朱次琦讲学于礼山草堂，将经世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为四，经世学逐渐取得与其它三科平等的地位。弟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制定“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教学纲领，虽然融入了部分新学内容，但学科划分方法与朱次琦完全一致。
上述学者中，不仅姚、戴、唐三人的学科分类不为萧一山认同，就连“推挹经世之学”的朱次琦也被萧一山讥为“其见殊浅”。在他看来，朱氏虽然提高了经世学的地位，但并没有真正了解它与义理、考据、词章的关系：“经世学是综合之学，义理、考据、词章乃分科之用，舍经世而谈义理考据词章，犹之射弈而无的也”。（21）经世学为“体”，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义理、考据、词章为“用”，是从生的，第二性的。四科并列不仅不能彰显经世学的尊崇地位，义理、考据、词章也可能会因失去指导而走上歧途。理学家最后只余“临危一死报君恩”的勇气，考据学家一字聚讼，动辄千言，于世事却敛声屏气，束手无策。凡此种种弊端，都是义理、考据之学失去现实精神造成的。基于此，萧一山明确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合乎‘经世’之旨的义理考据与词章，我们却反对静坐空谈的义理，饾饤琐碎的考据和吟风弄月的词章”。（22）
这些论断，使经世之学从与其它学科平等，变成了可以统率并指导其它学科的学科。但经世、义理、考据、词章等均为传统学术的概念范畴，如何与现代学术建立联系，是经世之学能否推行或复兴的关键。这方面，曾国藩的相关论断给萧一山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学科体系上，曾国藩倾向于以“礼学”总括各门学科，一切学问都被他纳入“礼”的范围之内：“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23）所有学者的论述中，萧一山最为推崇曾国藩观点。他几乎是怀着极度崇拜的心情发挥曾氏学说，首先把礼学引申为经世学：
礼学是什么？实际就是经世之学。因为国藩所说的礼，小而自个人的修己接物居家处世的仪节，大而至于国家的礼俗、教化典章，文物的兴废，无所不包，都要从沿革上考究出道理来，以为治平的法则。这不是经世之学是什么？（24）
接着又把经世学引向历史学：
经世之学……它的中心是历史学。因为经世之学最要紧的是考究“礼”的沿革利弊，以为治平的借鉴，这正是历史学的范围和目的。（25）
其实礼学就是古代的经世学，也就是历史学，它是包括义理词章考据，“不可以一方体论”的。（26）
通过两层推论，萧氏在曾国藩的基础上确立了“礼学=经世学=历史学”的公式，把饱含传统意味的“经世之学”变成了历史学，给经世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找到了适当的载体。然而近代学科划分日趋细密，历史学不过众多学科中的一员，仅以历史学承担经世重任无疑会有很大局限。萧一山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盖经世之务，虽备于史，而不限于史”（27）--必须进一步扩充其内涵，才会有更强的说服力。
基于这种认识，萧一山首先尝试把哲学纳入经世学：“经世之体，本于六经之旨（哲学），经世之用，在乎当世之务（政治），明道救世”。（28）可见哲学不仅是经世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该学科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萧氏所称“六经之旨”，主要指《易经》而言。萧一山关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点之一“中庸之道合于现代辩证法”，（29）论证的依据绝大多数出自这部儒家经典。但哲学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学问，只能为经世提供宏观指导，应用于现实便会便显得大而无当。因此萧一山又用“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称呼经世之学，将其范围扩展到政治、经济两门学科。所以这样称呼，他解释说：“为什么它不是纯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因为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西洋的‘现世法’，而不能‘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30）由此可见，经世学中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所以不同于普通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主要原因在于后者没有对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历史的考察。姜义华等在论述历史学学科地位时曾经指出：“历史学自身的时序性，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对于物或对象按其发展方向作顺时态纵向考察，以把握其演进全过程的研究范式”。（31）萧一山将这一点视为两者的主要区别，说明他对历史学“原始察终”的特点和优势认识已经非常清晰。历史是现实基础，学科发展同样如此。普通的政治学、经济学虽有现实的功用，但不对学科发展作历史的考察，便难以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其现实作用当然也会受到限制。
很显然，萧一山的上述论断没有包含历史、哲学、政治、经济以外的学科。但他的大儒小儒、专家通才理论将经世学的涵盖范围进一步拓展。萧一山说：“在人事愈繁，分科愈细的时候，精力有限，小成的人物也就一天天多起来了……大儒是经世的通才，而小儒是一艺的专家”。（32）又言：“小儒的专业，不过供大儒之运用，而大儒之成就，又必赖小儒之积累”。（33）大儒、通才的学问是经世之学，它在融会贯通小儒专精之学的基础上形成。所谓“一艺”，当不是特指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四种学问，而是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学科分支。
这样，经世之学不仅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成为可以容纳各种学问的“综合之学”。“经世学在从前是由义理词章训诂而汇为一归的，在现在是合历史政治哲学为一途的。经世学的‘体’是历史和哲学，‘用’是政治和经济，目的是治国平天下”。（34）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日趋专门化，学科划分也越来越细。萧一山试图以“经世学”的整体性视野，弥补这种趋势带来的缺陷，具体论断或有可议之处，但努力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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