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与艺术
1933年，比尔德在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中，以过去的当下性（past actuality）为依据，⑤批评了兰克的科学历史认识主张。此文一出，震动了当时深为服膺兰克史学主张的美国史坛，应和者有之，恼怒者更不在少数。激进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强调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转型背景补充兰克史学聚焦政治外交的不足，而顽固的保守派则捍卫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立场，一步不离兰克对史学方法的规定。不过，如果美国的兰克史学向大洋彼岸投上一瞥的话，会惊诧地发现德国同行已与自己渐行渐远。自兰克逝世前后，即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史坛几乎所有的纪念文章和研究著作都在为兰克史学“洗脱”客观主义色彩，⑥仿佛冠以如是头衔是不名誉的。在中世纪，艺术，或者技艺仍保有泛指任何形式书本学问[15]含义的古风，而德国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传统最初与ars historica互文便是其实践有效性的明证，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如下：“古典时代历史理论问题的兴起（琉善）；人文主义时代建立起作为分析文本和诗艺工具的历史理论；在帕特里齐、博丹处Historik传统的勃兴和ars historica的应用；启蒙史学对Historik的四分：人文-修辞型，辅助科学-百科全书型，历史哲学-历史神学型以及认识论或历史逻辑型传统；前理解问题（视角）的诞生和通过集合与系统框架理解历史编纂问题的起点；后启蒙史学对专业历史学和非科学历史写作的区分，历史研究标准方法的确立：教学-预备性知识目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化，研究方式和工作范围的特殊化，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在生活实践的个人与公众情境中相互的比较及其特征与功能的系统确证，科学标准发展下对历史性的保护。”⑦等等。于是，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历史科学的发展轨迹上时，它便呈现出本身从开端便和艺术互相砥砺的特征。兰克是这一传统的史学巨擘，他的作品自然难以摆脱来自这两端共同而持久的影响。
兰克从方法论的消极立场出发考量历史学，使得他的风格容易给人留下单方面的冷峻印象，尼布尔严缜的历史考证给了他让史学存世[16]的坚定信念和勇气，并反对用先验标准挑选愿意相信的事实[17]--其反面典型便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兰克带着“如实直书”信念初登史坛，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里，读者熟悉的是他谦逊而又咄咄逼人的历史事实主张，而较少注意到他还提到要把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并通过控制人性的上帝之手来处理个体、集体和民族的意图。这种整体和控制人性的神秘来源为何，若需创制的话，途经为何，诸多疑问都是历史研究连续体中批判性环节的能动性根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若把科学的方法论视作完全被动的提供事实环节，会显得既充分又不够。前者因为，历史学家一般公认如果形式美的获得必须以牺牲真实为代价，不得不判断其为无理要求而加以抛弃；后者则是由于史学家关于历史研究的憧憬必须是对普遍性的同情理解。
科学（方法论）与艺术（技艺）的对峙就这样转换为个别与普遍的联系，其核心便是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重构历史事实。笼统来讲，史家将会通过艺术的再创造[18]赋予经受了方法检验的史实以结构，达到统摄的效果，从而得出普遍性表达。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艺术的，正因为它不可能依旧作为认知的后果出现，而是指向一种模糊的预设。它的产物或许是与材料丰富性密切相关的蕴含重大价值的洞见，如反映时代特色的普泛历史概念--文艺复兴、普鲁士精神等；或许只是根本与内容疏远的平淡的连续性结构，如我们在编年史、年代记中所看到的，而体会两者的作用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经验。
在兰克这里未被阐明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后来学者将其总结为反修辞与修辞的冲突，即在严格审查修辞内容的前提下，保留作为历史叙述的重要形式的修辞。其证据是，兰克在对圭恰迪尼的批判中，只指出圭氏在《意大利史》中虚构演说内容的不足而没有反思历史著作中演说体裁本身的合理性。[19]若考虑到演说辞是自修昔底德以来极为古老的史学论证方式，想树立历史学新标杆的兰克对此却无动于衷，个中缘由更加令人好奇了，即兰克为何只反对古典修辞的不当应用而非修辞的实质。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兰克本身的行文修辞深刻隽永，在质朴的语言中闪耀着他对历史的把握。其次，修辞的内容面向对史料批判的整体把握和全面研究展开，虽然其价值不止于此。第三，这种近代史学特命之修辞与诗艺和古典史学中的修辞有一定差别。后一种修辞秉持着希腊传统，是一种与理论知识相对的实践智慧，⑧本质上它是道德的，即要在特定环境中说服听众而不论其是否符合真理。但历史写作中语言的使用并非完全如此，虽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能让人信服的叙述具有优先地位，不过它的基本功能早在这之前就已得到实现，否则科学化的历史材料指向的个别过去根本不会融于一个普遍的视野结构，读者将完全失去判断史实的机会，甚至体会不到这一可能。正因为这种新的修辞所指向的历史经验结构为自身立法，所以它是客观的；而且由于它吸收旧的科学客观性作为质料，因而获得了一种活跃的客观性，为更多新的可能敞开空间。上述那种普遍结构在当代史学理论中有时被称作叙述类型，[20]有时被标以比喻方式，[21]甚至被极端地实体化，名之以叙述实体。[22]
兰克史学对客观性的执著追求为展开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行为概念--反修辞与修辞（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最佳场所。在1836年柏林大学年度教授讲座中，兰克说道：
历史不能单靠回忆，还有批判的理解。……它的任务是挑选最好的叙述，在观察事物的起因和结果的同时，体验人们动机意图和他们的兴亡成败。……在关注事件序列之余发掘历史生活的最深层和最隐秘的动机方面，与自然科学在详尽描绘背后发现永恒规律并无二致。……此乃神圣的知识之一部。[23]
修辞在这里扮演了批判知识和神圣知识的桥梁，它的普遍性价值就体现于此，那是一种消极的普遍性，服务于寻求观念的积极的普遍性。当它与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让历史自身说话的印象。历史近似于艺术的一点是，它需要诗人般的想象来充当连结或推论，同时不会将那种必然性强加给材料本身。不过那种诗人自为[24]的自由是历史学家不敢奢望的，否则将在历史作品中产生幻想与年代错乱，比如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便是错误的范例。能够正确做到这一点的话，历史就拥有了预设和领会，随即抛弃那种有关过去的被动客观性。修辞语言作为主体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即偶然、个别所指之外的普遍意义，只不过这种正当性时刻面临为科学语言所侵袭的危险。它试图承担历史中表现过去的任务，并力争避免所指功能之外的丰富性，如涵盖、突出和类比等功能被科学语言剪除。正是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的不同，导致科学方法与艺术想象间的争论永无止境地上演。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在用看待事物所是的相同眼光去分析事物，所以不可能误入歧途。兰克拒斥用虚假内容换取真实形式，不代表形式本身就能与经过方法论检验的内容相分离。总之，经过批判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写作中充当个别性的角色，它作为客观性基石的重要性必须得到充分伸张；而修辞性语言则赋予事实一种普遍性，在两者共同作用下，我们才会得到历史概念与关于历史的洞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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