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32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周大鸣 李陶红 参加讨论
3.乡村的都市化研究 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并未将城市研究单独割裂开来，而是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置于乡村的都市化这一视域之下。在中国都市人类学发展的早期，美国学者顾定国就立足于中国的实地田野调查，对“都市化”做了解释: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之中。而应被视为一个社会中都市与非都市之间联系、结合不断加强的过程。要把一个较大的“乡村—都市”地区(城和郊为一面，整体区域为另一面)，作为“复杂的系统——其内部有区别又互为依存和整合”。[41]刘志军于2006年对城市化的定义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梳理和评论，并概括比较了众多学者对乡村城市化的论述。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界定大致经历了从传统型定义到现代型定义，再发展到后现代型定义的过程。这一嬗变反映了人们从关注经济的发展到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明变迁，从强调城区的集中建设到主张都市带的协调发展，从强调城市工业文明取代乡村农业文明到主张城乡文明相融合等的思路历程。[42] 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43](P104)总体而言，都市化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乡村都市化，亦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谈，即第一个就是人口结构的分化，第二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三个就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第四个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第五个就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44](P77) 中国呈现的是二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即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后者即通称农村城市化。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是在中国农村广阔、城乡差别悬殊和城乡分割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必然过程。[45]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的都市化特色，即中国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或乡村都市化的模式形态，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维系的都市与乡村，在都市与乡村间做“钟摆运动”的农民工，皆成为中国都市人类学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中国都市人类学从研究的人群来看，有两个维度。一类是处于都市中的固定居民，一类是往返于城市与乡村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他们一方面实现着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带动并促发了乡村现代化的步伐。 笔者致力于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对乡村的都市化做了思考，以广东农村改革开发30年为例。改革开放30年，广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传统乡村经济中剥离，走向了现代化发展之路。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46]笔者还认为，在乡村都市化之后，珠三角的城市化发展将走上一条从量的扩展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在比较外向型城市化、大都市带、都市区、大都市地区、城乡融合区、城市群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的泛都市化趋势，并对泛都市区的内涵特征、形成原因和环境以及今后的发展提出看法。[47] 乡村的都市化研究必然涉及关于变迁的研究，如张应强有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市化发展与文化变迁的研究。[48]以血缘性在农村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宗族，也成了都市人类学关注的对象，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城市空间亦成了宗族延续的空间。宗族存留的土壤并非只是乡村。在都市化进程中，宗族势力依然存在，只是宗族势力在与都市化进程的互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体，宗族在都市化背景下的调剂与适应，并保持其生命力，成为都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庆忠做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都市村民宗族生活的变迁研究，随着“城中村”的改造、“村庄的终结”，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必将转化为远离其传统载体的文化躯壳，并在跨越边界的社区网络中渐淡地延续下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没有成为历史性记忆，在从乡村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中它都依然存活着。这一事实究其根本是中国社会儒家传统延续的结果，是村民对生存环境适应的需要，更是经济利益的内在要求。[49]高崇在对都市化进程中的华南宗族的研究基础之上，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50] 在都市化的发展变迁中，还出现了“城乡结合部”这一新的社区类型。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成了都市人类学的关注对象，这类社区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兼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51] 相关的变迁研究还有关注中国都市化走向的。张鸿雁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认为都市社会结构在永恒地变迁，都市在发展，乡村将消亡，农民将成为过去，田园都市将成为未来。[52]从人类学的研究脉络来看，都市化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告别乡土社会，这不是简单地指乡村演变为城市或城镇，而是指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整合后的新的社会理想。现阶段是一个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成为从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化的文化转型过程，相较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53]都市化并非单纯的行政的都市化，而文化的都市化是都市化进程中关键与根本所在。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都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现象，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较为典型的方面进行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