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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5)


    4.城市化问题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引发的文化变迁、城中村、城乡二元、贫困、次文化、吸毒、艾滋病等城市问题,皆成为都市城市化较为凸显的问题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都市的城市问题是都市人类学的一大研究主题,而贫困问题是都市人类学关注最多的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的贫困,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凸显。相对于农村的贫困,城市的贫困现象更为复杂。都市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意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涌现出了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数量渐多的贫困人口群体,它对城市各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54]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有关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1]、关注物质生活的贫困[2]、关注权利的贫困[55]等。研究还关注都市贫困人口的生理—心理—行为的健康,其研究发现城市贫困人口健康状况总体上较差,患病比例大,以慢性病为主,抑郁和焦虑症状较为严重。城市贫困人口的生理健康、抑郁症状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家庭类型(状况)下,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另外,工作变量和社会支持因素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焦虑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56]贫困问题的研究将城市农民工相对贫困的起因归于包括户籍管理方面的暂住证制度、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包括资源配置传统规则的惰性和农民工群体素质的非制度性因素。[57]总体而言,都市人类学关注的都市贫困不止限于物质的贫困,更延展到精神的贫困、文化的贫困、权利的贫困,并深度解读贫困现象背后的贫困原因,挖掘贫困深层的形成机制,并试图探索相应的反贫困措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亦引荐到了其他学科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例如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学科角度来关注城市的贫困问题,亦用了都市人类学的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基本方法,如在《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58]即是借鉴了都市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空间分析。
    城市艾滋病问题的蔓延,引发了人类学家的集体关注与行动,并形成了一定的话语声音与社会影响。人类学为艾滋病的深入调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相关建议,是人类学利用自身学术思考为现实服务的典型,同时也成为发展自身的机遇。在都市的艾滋病问题研究中,通常需要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因此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医学人类学的意趣与都市人类学的意趣是一样的。艾滋病的研究从深入实地进行人的研究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群、关注同性恋、关注社会对艾滋病的反应等,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要求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有近距离的交流,调查者需出入各种会所、酒吧、监狱、戒毒所等。现有人类学视野下的艾滋病研究多偏向应用性研究,现在做艾滋病研究的代表学者有景军[59]、兰林友[60、61、62]、靳薇[63]等。人类学对艾滋病的研究视野常常是从文化的角度,关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人的心理机制、反应与应对措施,以期能从艾滋病人群本身来发掘艾滋病防治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关应用性策略。
    都市人类学还关注了失地农民问题。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农民的生存是靠土地来维继的,并通过土地的生产来实现小家庭的再发展,农民对土地拥有了深厚的感情,而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被征购以后,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随后面临的是靠什么来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及一系列因失去土地而面临的社会文化变迁,而应对变迁最重要的是心理,心理的转变才会实现征地农民向市民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因此征地农民最重要的是要面临心理适应的问题,而关于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研究往往是被忽略的。
    现有从都市人类学视角来研究都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的硕士博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街社会》[64]《晨练与社会空间》[65]《基于都市人类学的城市居住空间分析及规划对策研究》[66]《夹缝中的夜市》[67]《都市基层军官婚恋状况的人类学思考》[68]《新疆城市民族商业社区变迁研究》[69]《城市中的摊贩:规划外存在的柔性抗争》[70]《都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婚姻家庭生活变迁探析》[71]等,可见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延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探讨主题,给都市人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较有研究优势的研究资源。同时,伴随着快速都市化带来的诸多都市化问题,也在考验着都市人类学的学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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