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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杨建科 王琦: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与西部居民幸福感——基于多民族的视角(2)


    三 、理论假设与相关分析
    (一)经济发展假设
    学界以往幸福感的研究大量关注收入增长、经济发展对幸福感效应的争论。幸福感研究中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就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主观幸福可能会停滞甚至下降。这个结论在跨国研究中也多被证实。为此,本文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提出影响西部民族幸福感的经济发展假设,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居民家庭收入越高,则各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二)社会融合假设
    本文从情感融合、信任融合和交往融合的维度来考察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并据此提出幸福感的社会融合假设。即: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就越高。具体可以表述为:已婚的、社会信任度高和社交网络异质性程度越高的民族居民,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
    (三)民族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以上从两个方面、五个维度对西部民族幸福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能否成立,需要在实证上做出证明,在应用因果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1.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民族幸福感。根据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与民族幸福感的列联分析,数据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各民族幸福感存在明显相关。且与汉族相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满蒙等民族的影响更大。家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也是在满蒙等民族这一组表现显著。可见,一方面,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收入基础是民族幸福感的基本保障,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西部居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对民族幸福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民族幸福感的差异相当大的部分与经济的差异有关,但经济变量对各民族幸福感的效应也存在差异。
    2.社会融合与民族幸福感。在分析社会融合与民族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上,本文从情感融合、信任融合和交往融合三个维度对民族居民的社会融合展开分析。在具体测量上,以婚姻状况评估情感融合,以信任状况表示信任融合,以拜年网中的亲属比例反映交往融合。三个维度的社会融合与民族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但与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关性有强弱的区别。不同的民族文化带来不同的交往体验,对于一些有着独特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交往同质性高呈现的可能是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交往融合对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必须置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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