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枫：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学——语境与困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49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曲枫 参加讨论
摘要：从历史形成过程、概念纠葛和本土化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民族学的构建与发展，并分析民族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深层次原因。认识主要有三点：首先，超大民族学科的形成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语境的框构；第二，这一现象将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时置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困境之中；其三，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民族学科的政治性想象与国家符号的学科想象达成默契的结果。 关键词：民族学；人类学；历史纠葛；词语幻象；政治想象 作者简介: 曲枫，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极地考古学，宗教人类学，极地民族志学。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20－30年代诞生至今，一直深陷学科定位的困境之中。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学科建设一直受政治形势与社会语境的框构，因而，研究内容中的政治元素常常超出文化元素；第二，西方民族学经验与中国情境对接产生了是否适用的问题，促发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本土化探索无法避免与社会政治语境的交汇。正如周大鸣与刘朝晖所意识到的那样，本土化实践包含两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1] 一般认为，民族学即社会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在欧洲大陆于18与19世纪初创。当时，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往往用来指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而民族学(ethnology)在法、德等国家被用来指代对非西方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英国和美国则分别使用“社会人类学”(Sociologic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取代“民族学”。“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也普遍用“社会人类学”来代替“民族学”[2]2－3。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认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等同于民族学，彼此间也经常互相通用。”[3]1[4]3 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学科的名称于1930和1940年代在中国并用，其原因在于学者学术背景的不同。“早期留学欧洲与英美的中国学者分别带回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于是在中国就同时建立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系，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5]。在经历了1950至1970年代近30年的冷遇与撤销之后，人类学与民族学自1978年以后得以重建。然而，重建后的民族学与人类学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日趋不同，直至今日愈演愈烈。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仍然坚持以国际通行学科分类原则进行人类文化研究的同时，民族学则突破学科规范，不仅将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将世界主体民族、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成为一个综合和包含了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内容在内的一个“大学科”[6－7]。笔者在本文中的认识主要有3点：其一，这一现象的形成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语境的框构；其二，这一现象将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时置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困境之中；其三，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民族学科的政治性想象与国家符号的学科想象达成默契的结果。民族学科难以与人类学科合而为一的原因之一，在于“民族”(nation)术语远较“人类”术语更容易为学科提供政治想象进而提升知识权力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