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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杨明洪: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边疆研究的积累与进步,许多学者不断呼吁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笔者认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核心概念。笔者不揣谫陋,对这些问题发表初步的看法。
    一、特殊与一般:当前构建“边疆学”的困境
    当前构建“边疆学”出现了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是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不少学者执意要构建“中国边疆学”;二是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并有相关著作问世。笔者认为需要从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中思考构建“边疆学”学科所面临的困境和冲突。
    (一)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
    “中国边疆学”天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纠缠在一起,给建立“中国边疆学”带来了不少麻烦,出现了被学者们认为是“跨学科悖论”或者“学科殖民”的现象。但从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情况来看,其事实上已成了一项“烂尾工程”。作为一个学科,“边疆学”应当超越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是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是对边疆现象做出理论阐述的科学。当然,将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直接简化为“中国边疆学”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是将一般性的学科与中国的具体问题混为一谈。二是在世界范围内,“边疆学”本身没有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创设自己的“边疆学”,但关键问题是,创设新的学科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其他学科的支持。对中国学界不利的是,西方世界创立的民族国家给现代边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架构,或者说,边疆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西方思想占了上风,中国只是学习西方。同时,在其他学科方面,中国整体上相对落后,无论就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中国基本上处于学习和应用阶段。这两点决定了中国暂时无法在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上有大的作为,但能够做的事情是将已有概念、理论体系进行集成化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创设“边疆学”。
    纵观构建“边疆学”的历史与现实,笔者发现,在中国倡导构建“边疆学”的学者从开始就将其与中国的边疆问题联系。中国的边疆问题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演化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当这些学者将这些问题说清楚或力图说清楚的时候,构建所谓“中国边疆学”的任务就旁落了。不少学者抱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倡导构建的“中国边疆学”是一个“烂尾工程”,更说明继续沿着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路线前进,可能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二)—般意义的“边疆学”与“中国边疆政治学”
    如前所述,在没有“边疆学”总论的条件下,出现了“中国边疆政治学”,这是对边疆学研究前辈们“构筑中国边疆学”期盼的绝好回应。相关学者对中国边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构建了“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周平教授写道:“构建完整的边疆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方面,长期的边疆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了关于边疆政治的较为丰富的知识,为边疆政治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政治学、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政治学等的快速发展,能够为边疆政治学的建构提供必要的支撑。”
    (三)一般意义的“边疆学”与其下属学科
    现就“边疆学”及其下属学科的关系进行讨论。一般而言,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按照这三条标准判断其独立学科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边疆学”之前建立“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等下属学科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没有接受来自前者的指导,最多是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内研究边疆问题。
    总之,构建“边疆学”面临的上述两大冲突将中国学界一直以来的努力置于尴尬境地,走出这一困境,最为重要的是寻找“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