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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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着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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