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两个儿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们没有像父母那样一直保留中国国籍，都加入了苏联国籍，现为俄罗斯国籍。
长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远东研究所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与一名苏联姑娘结婚。苏联解体后，他下海经商，在一家俄国贸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后改名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从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在一家着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工作了11年。1986年，他从原单位辞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气功、武术、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目前主办一家中国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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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莫斯科东北部一栋公寓里。他的气功、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不少人慕名拜师。人们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两次应邀去波兰参加人体科学会议，并为人发功治病，引起轰动。王丹金是跟着王明开始学气功的，他说，父亲长期用西药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情有独钟。多亏母亲的中医、针灸，再加上后来开始练习气功，父亲才能活得那样久。
王丹金热中于中国文化，谈起政治来有如其父，挺有见解。他说斯大林有严重的过错，杀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平反的布哈林也有严重错误，整知识分子是从他开始的，搞党内斗争是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王丹金几次回国。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寻根问祖，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能从事“王明研究”，将父母在俄罗斯居住的别墅，建成王明博物馆。
王明的一生，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唯书唯上，终究要为历史所唾弃。
王明的一生已经过去，王明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真相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人们不再以神圣、盲从的眼光看待领袖，也随着人们不再用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待历史，王明越来越清晰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在反对国民党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和红军对敌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国际指示。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后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新的表述比原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语气更为舒缓，内涵也更为公正、客观、科学。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猛烈的炮火对准王明之时，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一些人的疑虑，明确指出，王明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坚持主张将王明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王明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他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并没有把王明和分裂党的张国焘等人等量齐观。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党的历史，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弄成一潭浑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观地讲，王明错误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支部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重大人事任免，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挫折和失败，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
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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