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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升:族群互动视域下文化空间共享与民间权力互嵌研究以贵州省南部地区怎雷村为例


     [提要]本文聚焦于深描族群边界显性与隐性呈现之社会景观,对贵州省南部地区水族与苗族共同居住的少数民族村落——怎雷村的文化空间共享与权力互嵌现象展开研析。田野考察发现:怎雷村人日常生活中的关联已成为形塑族际生态的一种重要方式。水族、苗族基于权力互嵌规约,在村落的公共空间中开展各自族群的节庆等活动时,形成交往时空场域的“文化间性”,尽管其中一方努力保持区别于另一族群的文化特征与族群心理,但在保持和追寻差异的同时,却产生了互惠互容的族群生态,并促进了两个族群在村落命运共同体上的共识。怎雷村颇具特色的文化区隔与交融景观,呈现了建构族际融和、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居美好社会的可能。我们将这种拥有不同族群文化,既有明显区别又在交往中产生新的文化共享空间的现象称为“文化区融”。为揭示“文化区融”背后的共同体形成机理与机制,有必要从具体的族际互动图景中分析怎雷村人的生活策略,探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动态塑造出了怎雷村人的文化空间共享与权力互嵌图景。
    [关键词]文化空间共享;民间权力互嵌;族际生态;文化区融;共同体机理;差异共生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族群互动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变迁研究”(15GZYB23)、贵阳市科技局-贵阳学院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族际生态研究”(GYU-KYZ【2019-2020】DX-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东升,贵阳学院西南山地生态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宁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南山地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贵州 贵阳 550005
    “族际文化共享是指两个、多个乃至多数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1]西南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和谐共居之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民族在这里交往互动,形成了既有区隔,又有交融的状貌,也呈现出了多族群文化共享的历史景观,贵州省南部地区一个水族、苗族共同居住的少数民族村落——怎雷村,就是此种族际生态的一种集中反映,笔者将其称为“怎雷村图景”[①]。现阶段,互嵌居住的不同民族的互动交往虽然有利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着影响民族互动交往进一步深入的不利因素。因此,国家通过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提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等理念来推动民族间的多元互动,促进多元族际文化的共享。
    关于文化共享的研究,既有从文化差异互补角度展开的探讨,也有从文化共生共存的路径进行研析。费孝通指出,应当探讨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互补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以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李峻石认为,人们忽略了通过接受差异来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一可能性。……差异会造成敌意,差异也会导致融合。[3](P.16-19)利奇则认为,维护和坚持文化差异本身可以变成一种表达社会关系的仪式行动。[4](P.17)郝时远指出,应该在尊重各民族广义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②]杨文笔认为现实中文化的民族标签在特定时空中具有相对性的特质,决定文化能够被不同民族和群体所共享。[5]赵旭东则指出,文化的交流、交融和分享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不同文化形态的汇聚和共享,进而形成文化共在且相互并无分离。[6]与此同时,还有学者从文化共享的内涵与外延展开了广泛的探析。如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论,认为“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③]李亦园认为东亚大陆境内有一种融合自然、人群,甚至超自然于一体,而企图共同分享资源与文化经验的传统在不断“延续”之中。[7]
    在不断变化位移的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多样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汇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多元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在此,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世界上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8](P.1-2)进而言之,学界也提出了诸多可与“文明冲突论”相对话的理论,如米勒的“文化共存说”[④]、哈贝马斯的“商谈合法化”[⑤]、罗尔斯的“重叠共识”[⑥]等理论范式则力图揭示多元文化共生的对话维度,以求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理合情合法性。
    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文化共享理念与理论范式,学者们对文化共享的优劣与文化共享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析,并提供了理解文化共享的多种视角。笔者立足于田野工作中的在地性田野观,曾提出“礼、看、听、问、证、思、记”[⑦]七个向度的移情式田野考察方法,针对本文考察的怎雷村出现的文化空间共享与权力互嵌现象,笔者认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还应对族际文化共享与族际社会差异共生的逻辑及机理、族际文化空间共享的演变过程、不同族群交往中显性、隐性社会图景等做进一步研究。
    2010年起,笔者开始关注贵州省怎雷村社会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空间的共享与民间权力的自我调适机制。2011年7月-2012年11月,笔者在该村持续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工作,对水族、苗族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观察。怎雷村现有村民234户,其中水族133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57%,苗族101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43%;全村现有人口 1025人,其中水族人口566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55%,苗族人口459 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45%。[⑧]水、苗两族交错且区隔居住在上寨(水族)、中寨(苗族)、下寨(水族)、排场(苗族)四个寨子中,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及族际生态场域中,怎雷村人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独具意涵的他我互动图景。通过对水族、苗族村民的深度访谈,观看、参与村民的集体活动,观察记录村民的言行及交往行为,聆听村民的讲述,笔者对这里的族际互动及族际社会整合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田野考察。怎雷村的族际互动除了具有其它地域族际互动的主要特征之外,还呈现出一种基于马赛克式民族居住格局而形塑出来的深度互嵌式的生产、生活、交往图景。本文尝试从差异共生的视角对怎雷村水族与苗族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展开的族际社会整合的文化共享进行解读,揭示其特色及意涵,为族际文化共享与族际社会差异共生研究提供新的案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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