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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和 周红英:略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变化(4)


    三、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提高
    教育是影响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据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城市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从文盲率来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文盲率为8.15%,而城市少数民族文盲率为2.02%,比少数民族人口文盲率低6.1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文盲率仅为1.03%,比全国城市少数民族文盲率的2.02%低0.99个百分点,比西部城市少数民族文盲率的3.01%低1.98个百分点。
    
    从各类受教育程度看,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不仅受教育程度提升快,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如表4,在6岁及以上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未上过小学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9.42%下降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1.23%,下降8.19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的人口从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28.39%下降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14.54%,下降13.85个百分点。这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1990-2010年间,6岁及以上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包括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幅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89.57%、156.35%、651.48%。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尤为迅速,20年间,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人口增加了46万,增长率为544%;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口增加了55万,增长率为664.73%;1990年人口普查没有研究生的统计数据,但2000-2010年的10年间,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从1.72万增加到8万,增长率为368.77%。另据统计,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在全国城市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30.64%提高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33.02%,即东部地区城市3个少数民族中就有1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
    教育素质影响人口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城市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还应该看到,城市少数民族间的文化教育程度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很低,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和社会融入。因此,对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少数民族重在培养,以便为城市发展、民族关系和谐做出更大贡献。而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要进行职业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民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提升在城市从业能力,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
    四、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职业构成多样化,主要集中在体力劳动行业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2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上海市、天津市为例(见表5),1982-2010年间,上海市少数民族从业人口中,党政机构负责人(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人员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分别从3.72%、4.64%、16.43%上升到5.36%、10.7%、29.53%,上升幅度为1.64%、6.06%、13.1%;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这四类职业人员的占比有所下降,分别从55.79%、17.35%、1.91%、0.16%下降到38.07%、15.07%、1.22%、0.05%,下降幅度为17.72%、2.28%、0.69%、0.11%。天津市2010年人口普查与1982年人口普查比较,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增加6.69%、党政机构负责人增加1.98%、办事人员增加6.1%、商业服务业人员增加13.22%、农林牧渔劳动者比重下降16.81%、生产运输工人下降24.69%、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下降0.2%。
    上述数据反映了东部地区城市少数民族职业构成呈多样化的变化趋势。第一,脑力劳动者比重上升。七个职业大类中属于脑力劳动者的包括党政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这三大类职业劳动者要求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并经过系统培训,是属于社会阶层的高端人才。1982-2010年间,除了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有小幅下降外,其他省份的脑力劳动者比重都是上升的。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海市、天津市少数民族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均超过30%,接近当地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三分之一。第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增长快。1982-2010年间,上海市与天津市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少数民族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幅度超过10%,这是目前东部地区城市出现的普遍现象。因为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始在城市经营他们的民族特色产品,如回族的清真餐饮、藏族的药材、苗族的特色手工业产品、维吾尔族的特色食品等。第三,生产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比例下降,但仍占主体。生产运输工人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主要从事“第二产业”范围内的工作。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城市少数民族职业构成中生产运输工人的比重很高,如北京市和天津市均超过50%。2010年人口普查时此类职业者比重虽有大幅度下降,但在所有职业类别中仍排第一。第四,城市少数民族中的农林牧渔劳动者所占比重较低,与少数民族整体职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上海市和天津市农林牧渔水利业劳动者的比重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此比重均低于10%。而1982-2010年间,全国少数民族整体在业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业劳动者的比重虽然从83.82%下降到69.37%,但少数民族的职业结构仍是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体。
    城市少数民族职业结构的多样性变化,提高了少数民族在城市中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少数民族嵌入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体现,有利于少数民族共享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成果。但城市少数民族职业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表明,少数民族职业结构层次存在差距,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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