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希思对大西洋联盟政策的调整与英美关系重构(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59 《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梁军 参加讨论
六、如何认识“天然关系” 对希思首相任期内对美外交政策的讨论，自其去职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基辛格利用其主要当事人的身份力图为该问题的答案定下“权威”的调子。早在基氏1974年3月访英时，他便告诫新一届英国政府，“美国不欢迎过去一年在英国发生的变化，因为当时英国为了加强与欧共体其他成员的联盟而有意疏远美国。”(94)此后几年，在回忆录中，基辛格一再重申上述看法，即希思的英美“天然关系”事实上意味着两国“特殊关系”的终结，这是对二战时期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英美紧密合作关系的重大偏离。这些观点为各界广泛接受，成为人们对希思时代英美关系的主流认识。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审视这一时期英美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看出基辛格的这一观点因其作为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因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甚至不乏误导之嫌疑。 由前文可知，“天然关系”在提出之初便带有双重色彩，既有应急的一面，也有战略微调的一面，但并无反美之意。然而它为何最终成为了希思时代冷淡、不睦的英美关系的代名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天然关系”是英国应对20世纪70年代初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变更的产物。这一时期，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超级大国的“缓和”赋予国际关系以更大的弹性；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削弱了其对盟友的控制能力；英国自身的持续衰落、欧共体的兴起以及欧美经济冲突的升级，都为希思的外交政策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诱惑。因此，在保持大西洋联盟框架的前提下，适度减轻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的束缚并向欧洲靠拢，通过走“欧陆路线”在经济上复制欧共体的发展奇迹；同时以积极加入、推动与引领欧共体发展为独立实体，以“美欧双柱”取代美国一家独大的西方阵营的权力架构，通过建构平衡的欧美关系令英国获得更多的外交空间，并使之左右逢源，“两头受益”，对希思而言似乎成为了某种有望取得成功的事业。 其次，“天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希思的欧洲主义倾向，这也是他出台该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希思的强烈“欧洲倾向”在英国历届首相中也许无出其右者。然而，他的欧洲偏好虽有基于其个人经历塑造的认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着眼于英国和自身利益算计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希思延续了英国外交一贯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张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政治家麦克米伦、威尔逊一脉相承。而且，作为英国申请入欧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多年来的外交博弈使得希思意识到，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必然结果，便是英国无法、也不能再保持“特殊关系”一成不变了。换个角度，对欧洲而言，“天然关系”其实是英国打开欧共体大门的一把钥匙，没有它，英国便无望在此事上获得成功。 再次，希思提出“天然关系”绝不意味着英美分道扬镳。可以看到，在越南战争、欧安会、能源危机等涉及东西方对抗或维护西方阵营团结的“原则性”问题上，英国与其他欧共体国家的怀疑态度大相径庭，支持尼克松政府的强硬立场，扮演了“冷战斗士”的角色。这些都表现出希思对维护大西洋联盟的重视程度。而“天然关系”的两层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亦符合这一逻辑：其一，希思深知美国出于政治目的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英美领导人在多次会面中业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英国通过适当与美国拉开距离以利于加入欧共体，又通过在欧共体内施加影响以利于大西洋联盟；其二，由于“天然关系”本身就意味着英美仍然保持低调但不失紧密的合作，它与向欧洲靠拢构成了英国的“两面门神”战略，(95)在事实上成为以“不感情用事”的方式服务于英美共同的事业——振兴大西洋联盟的手段。因此，无论是“拉开距离”还是“低调合作”，它们都正如希思一再强调的那样，其目的是为了“推动联合的欧洲更好地与美国合作，而这是有利于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利益的”。(96)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及其政策的历史惯性、个人政治抱负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希思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使之谋求以“淡化”英美关系为筹码继续积极地推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想让英国在逐渐形成的大西洋“双柱伙伴关系”内部互动中左右逢源。而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延续既有趋势，风险不大而又有望收获双赢结果的政策选择。然而，令希思始料未及的是，英国虽煞费苦心，勉为其难地加入了欧共体，但英美关系却在他当政期间遭遇了重大困难与挫折。 平心而论，希思的失败主要源于他对美国对欧政策的两面性认识不足，过高估计了美国对欧洲崛起为世界力量中心的接受能力，误以为美国出于分担对抗苏联义务的考量，也许会允许大西洋联盟内的欧洲支柱“筑高”到与美国支柱接近齐平的高度。(97)但是，美国政府的对欧政策从一开始就蕴含矛盾，它对欧洲既有借重、利用的一面，也有控制、防范的一面，这也正如基辛格在其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所提到的那样：欧洲统一一旦成为现实，将是令人烦恼的。如果统一起来，欧洲不但将成为抵抗苏联的堡垒，而且还能“将德国牢牢地锁定在西方，并与美国分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与义务”；然而，一个由分散国家组成的欧洲对于联盟的领袖而言更容易对付。(98) 在外交实践层面上，如果说在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代，美国倾向于从前一角度来看待欧洲联合，并积极推动、鼓励英国加入其中。但到了尼克松、基辛格当政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英国真的加入欧共体，欧洲一体化迈出新的步伐之时，后一倾向便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对欧政策，并使它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日渐变得谨慎和忧虑起来：由于担心欧共体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保护主义经济集团和奉行独立政策的“芬兰化”政治实体，基辛格等人转而认定欧共体会损害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而由此衍生出的怀疑又为1973年“欧洲年”计划与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美欧争吵对峙提供了某种心理动力学基础。美欧关系的上述变化，导致基辛格一度倾向否定欧洲一体化，也不愿再继续支持英国投身于欧洲统一事业。(99)而这一结果更是致使希思的长远目标——让英国从建构均衡、互补与和谐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受益的设想丧失了物质基础。因为要实现该目标，英国就很难不首先要推动欧共体发展为独立甚至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实体，而这一前提已然触碰到美国的底线——保持其在西方阵营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归根结底，美国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绝不是为了欧洲的发展壮大，而是为了“更好地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纳入到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共同体中来”，一旦事与愿违，美国便难免会对其持否定态度。(100) 希思时期英美关系所遭受的重大挫折还与20世纪70年代前期尖锐对立的美欧关系背景下，英国“辜负”了美国的期望，未能在美欧关系上有所作为密切相关。 1971-1972年的两次尼克松冲击波，以及1973年以后的“欧洲年”计划与第四次中东战争，极大地恶化了美欧关系，尤其是美法关系。值此之际，基辛格等美国官员强烈敦促新近入欧的英国在欧共体中捍卫美国利益，而这正是美国眼中“特殊关系”的应有之义。然而事实表明，鉴于自身的敏感身份和利益诉求，英国只能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美欧，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在美法之间斡旋，设法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美国的傲慢强横与法国政府的不妥协态度使得这些努力最终付之东流。这一结果自然令基辛格等人大失所望，他因此质疑希思已蜕变为“教条的欧洲主义者”、“温和的戴高乐主义分子”，英国“利用美国来套取情报，而自己却不愿意付出努力”。(101) 也许希思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刻带领英国加入了欧共体，(102)而基辛格不能接受美国欧洲政策所遭受的挫折，却将其归罪于英国的“不作为”或“阳奉阴违”。由是观之，“天然关系”作为基辛格攻击希思的证据，事实上成为了美国这一时期对欧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希思时代的英美高层关系的不睦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并非源于希思的“欧洲主义倾向”，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尼克松—基辛格改变美国对外关系管理方式所致。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权力高度集中于尼克松与基辛格手中，“帝王式总统”治下的秘密外交与现实政治大行其道，充满戏剧性而又令人吃惊的外交行动层出不穷，而传统执掌外交权力的官僚机构(国务院)则被日益边缘化。作为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希思虽然坚信“英国是当下唯一有希望理解美国心境的国家”，(103)但是也正如他与许多英国外交官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也意味着英国必须忍受“基辛格综合征”(Kissinger Syndrome)的“折磨”。事实上，英国已无法像以往那样，利用“特殊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在美国出台影响盟国的重大政策前与之充分磋商。两次尼克松冲击波、“欧洲年”计划的出台、石油危机期间美国启动全球警戒等事件，无不显示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种种迹象表明，基辛格并无意在事前与盟友进行认真磋商，它所需要的只是后者对美国行动的无条件支持。在此情况下，希思的羞辱感、被抛弃感、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并由于美国的类似行为而一再被强化，不能不加强他的欧洲倾向。尽管1973年以后基辛格试图通过恢复美英磋商来重建“特殊关系”，但此后美国在“欧洲年”计划和中东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与颐指气使，显示出它丝毫不考虑英国的难处，反而是一步步把英国推向欧洲的怀抱，造成了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前期，英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与欧共体两方的推拉和吸引。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希思自然深谙“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对英国而言，各种相互交织的利害关系使其基本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小。这也是为什么尼克松—基辛格的所作所为曾一度令希思有过怀疑、不满与抱怨，但英国从未放弃自身对大西洋联盟的义务，并在向欧洲靠拢的同时竭尽所能地保持着与美国的合作关系。(104)为了说服美国人，希思必须强调“天然关系”有利于大西洋联盟的一面；为了让法国放心，他又不得不反复高调申明其欧洲认同的另一面。(105)而“天然关系”这一提法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与模糊性在英国成功加入欧共体一事上为希思提供灵活性(回旋余地)和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希思外交的前期效果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希思无法左右事态发展，而是事态发展左右着他。随着1973年后期美欧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美国的摊牌，“天然关系”运作的空间遭到不断压缩，希思处处遭遇掣肘，动辄得咎，再也无法在美欧间保持平衡，被迫进行战略退却。归根结底，“天然关系”作为另类的大西洋主义方案付诸实施的风险太大，它对时机的把握有着过高要求，本身又太过精细微妙，难以掌控拿捏。尼克松—基辛格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思维习惯使之在西方联盟领导权问题上决不允许盟友左右骑墙，两面下注，而英国的困境在于它无法真正独立于美国和大西洋联盟：(106)希思所进行的每一步调整能否获得成功事实上都有赖于美国的“批准”，这一点反过来又确认了现有的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并注定使调整归于失败。 1974年以后，虽然英美“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得到重建，但尼克松一基辛格所允诺的“在平等基础上磋商”的伙伴关系却从未真正实现过。而且，在经历希思时代的外交挫折后，英国对欧洲一体化事业不再热心，成为了欧共体内一个“半心半意并难以对付的伙伴”，英欧关系亦若即若离，摇摆不定，并最终渐行渐远。与此同时，美国对英国在欧共体所能起的作用也大为怀疑起来。“特殊关系”由此日渐边缘化，逐渐沦为美国推行自身政策，离间英欧关系，获取国际社会支持和国际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此时，希思生前常说的那句话又开始萦绕于英国人的心头，“他们(美国)想要的就是用“特殊关系”困住英国……有些人总想靠在美国总统的肩膀上，但那样下去英国是没有前途的。”(107) 总之，“天然关系”作为希思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灵活性与弹性色彩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它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主政者试图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重新调整并确定自身在西方阵营乃至世界事务中的位置的产物。(108)就其成效而言，它在短期内虽成功地为英国加入欧共体铺平了道路，却未能进一步实现其“构建平等大西洋伙伴关系”，并让英国从中受益的长远目标。尽管如此，它还是反映出业已开始松动的两极体制下一个不甘沉沦的中等强国寻求独立自主、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当然，还应看到，作为政策调整，希思的政策并非大规模或彻底地取代从前的国家政策，而是各种目标轻重缓急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大体而言，“天然关系”并不曾背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人对大西洋关系的一贯看法，即任何形式的欧洲共同体除了应该作为自我约束的联盟外，更应该作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109)而英国通过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关系及其欧共体成员身份，将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枢纽。 放眼二战后的历史，虽然希思并非是首先提出构建平等的美欧伙伴关系的西方政治家，然而他却是第一位、迄今为止也许是唯一一位有勇气将其真正付诸外交实践的英国首相。随着欧共体日后的不断发展壮大，历史似乎证明了希思当时的战略设想不无先见之明，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今天的史学家们将会越来越多地把希思的挫折作为某种“失去的机会”而非“早产儿”来加以看待。(110)如果看不到这些，便难以对希思时期的美英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