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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f 9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着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着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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