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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三场胜仗，上海之围彻底解除，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叫花子兵”了，就连一向鄙视中国军队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盛赞淮军，把它描述成“优秀军队”，叫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李鸿章也很快于年底实授江苏巡抚，真正做上了封疆大吏。后来有人把此役称作“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虽然不免有些吹捧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南战场的转折确实到来了，一个即将属于李鸿章和淮军的时代，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
    凤凰卫视2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大视野》，接着讲淮军的故事，1871年李鸿章48岁，这时候他正是春风得意啊，如日中天。怎么讲，那时候是南方的“长毛”太平军给打垮了，北方的捻子，捻军也被剿灭了，而就在一年前，他刚刚接替他的恩师曾国藩，荣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那是疆臣之首啊。
    他手下当年那帮哥们，那些淮军将领，那时候也都是高官厚禄，独霸一方，可是谁能想得到就是在几年前呐，他手下这帮兵将还被人家叫做什么呢？叫花子兵。而他本人呐就是叫花子的头，更稀罕的是，他本来是个孤家寡人，可是愣能在三个月之内，像变戏法似的给他变出一支淮军来，那这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解说：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号称合肥西乡三山，这里是大别山馀脉，冈峦起伏、丛林茂密，当地民风彪悍，征勇好斗。
    戴健（合肥市文史学者）：当时的合肥西乡有这么几支团练队伍，有周公山的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兄弟，紫蓬山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大潜山的刘铭传，以及周围的唐定奎、唐殿魁兄弟，还有以三河为中心，潘鼎新、吴长庆、董凤高他们几位。
    解说：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这些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厮杀起来，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血亲复仇”性质，他们常常是父死子继，兄亡弟承，一人战殁，合家上阵。
    周公山下的张树声、张树珊兄弟，一个以谋见长，一个以勇著称，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传在淮军建立前，就率部作战296次，死伤数千，兄弟六人战死四人。大潜山下的刘铭传，绰号“刘六麻子”，18岁时就手刃逼债的土豪，长得短小精悍、好色爱酒、惯贩私盐，打起仗来骁勇异常。
    合肥西乡“三山”团练的凶悍是出了名的，他们在狠命杀伤对手，精心保存自己上丝毫不比湘军逊色，曾国藩说他们“野气未除”，其实正是其长。李鸿章则称他们“勇烈冠时”，“能战而多士气”，与半是大烟鬼，半是可怜虫的大清正规军比起来他们显然要强得多，以至于像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名将，也对他们惧怕三分，告诫手下“勿犯三山”。
    家乡的团练武装已经渐成气侯，这为李鸿章创建淮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受命拉队伍之初，他把三弟李鹤章打发会东乡老家，重新收拾过去被打垮了的烂摊子，而自己则重点把眼光投向了合肥西乡。他比谁都清楚，那些久历纱厂、死缠蛮打的“山大王”们，只要稍加调教，日后都将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帅才。
    对于庐州一代的团练，李鸿章并不陌生，早年在家乡“浪战”时，他就与西乡团练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因为喜欢与这些“山大王”们在一起厮混，他才被乡人戏骂成“翰林变绿林”的。
    戴健：合肥西乡的张树声，后来成为李鸿章淮军队伍中的第二号人物，而且他是“廪生”出身，这样在地方上，他这个文化就有号召力。另外，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张树声的父亲张阴谷，他们本来的关系就不错，后来，李鸿章还为张阴谷写过墓表。
    解说：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组建淮军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张树声，而张树声此时也在寻找出路，两人一拍即合。
    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有一天他（张树声）就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和刘铭传请到今天的张老圩，然后大家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仿照古代“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死在酒酣耳热之际，张树声就说开了，说我们这样皖中诸豪，我们是振臂一呼，应着云集，方圆百里之内都是我们的天下。但是这样子不官、不民、不匪的，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
    解说：于是，张树声便致书李鸿章，表达了投效之意。据说，曾国藩读到此信后，对李鸿章称赞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竟把张树声比作东晋名将祖逖，后者乃闻鸡起舞，渡江讨伐匈奴的英雄。
    翁飞：接受李鸿章的召请之后，首先是张树声的所部团练编成了“树”字营，刘铭传所部的团练编成了“铭”字营，这两个营在1862年2月，就是春节前后，开到了安庆城外，接受集训。那么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因为李鸿章要让他的三弟鹤章在（合肥）东乡一代招募马队和亲兵，他们就随着护送马队和亲兵，从江北陆路赶赴去（上海）。
    解说：在收编西乡“三大王”的同时，李鸿章又通过刘秉璋找到在三河镇和庐江县的潘鼎新、吴长庆两部团练。
    先期到达安庆的“树”、“铭”、“鼎”、“庆”，四营人马，只是一个开始。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样充满诱惑、心动人心的口号，在整个1862年前后响彻淮河两岸。当时，庐州一代还盛传着一句顺口溜，“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在这样的煽动和蛊惑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身于淮军之中，壮大着淮军的队伍。

窦文涛：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淮军草创之处就要增援上海，可是那个时候他这军力怎么打呀，虽然说曾国藩答应，分派给他一些自己的部队支持他，但是你具体的这个讨兵借将这活，搁谁都轻松不了啊。这些湘军里头的将领，谁愿意把自己的最好的人马让给你李鸿章呢？所以到后来李鸿章给好朋友的信里都感叹呢，说是这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楚中老友对我不够意思，就是说湘军里的这些老朋友，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精兵强将借给我，但是要不说叫花子军的头呢，你既然是丐帮的帮主，那脸皮就得厚啊。
    你还别说李鸿章，能讨会要，到处求告啊，跟这个比如湘军名将鲍超给人套瓷儿，咱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借给我三个参将，借仨参将。你还别说，后来这仨参将成了淮军里头的骨干大支啊，借完了鲍超，再去求陈士杰，说陈士杰啊，你看咱俩也哥们，你把你手下那个陈飞雄借给我行吗？好，又借陈飞雄，甚至于给他借到曾国藩的头上，跟曾国藩借什么人？借他的亲兵营。说曾大帅，支持我一下吧，把你那个营官，亲兵营的营官韩正国借给我好吗？借完了这个曾国藩，又去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管人叫师叔，其实就比他小一岁，师叔啊，你看看在咱们这么多年这个情分上，我这趟去打上海可是大死仗啊，没有精兵强将那没法打，靠我那些个土勇，我们，我们不行啊，师叔支持一下吧。
    说了这么一大通好话，最后算是曾国荃答应，把手下的这个名将程学启和他的两个营借给李鸿章。
    解说：程学启，安徽桐城南乡人，早年加入太平军，成为安庆守将叶云来麾下的一员爱将，这个矮个子文盲将军虽然贪财好色，但打起仗来令人生畏，他在驻守安庆北门时，湘军屡攻不下，不得已便设计对他进行了策反。
    方堃（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学启有一个奶妈，程学启和他这位奶妈的感情非常好，当湘军得知程学启有奶妈这个情况之后，他先拘捕了这个奶妈的儿子，而且在这之后，让这位奶妈去劝降程学启，程学启这位奶妈就化装成一个讨饭的老婆婆，就混进了城，然后见到了程学启，据记载叫做“伏地而泣”，劝程学启投降湘军，在程学启这位奶妈的劝告之下，程学启率领他部下的82人由此投奔了湘军。
    解说：程学启投奔湘军后，始终得不到信任，曾家兄弟总怕他反水，对他疑心重重，当叛将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心寒不已的程学启甚至试图自杀，一死了之。
    刘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鸿章一心要罗致程学启，他当时就请了一个程学启的老乡，也是当时的一个名士（孙云锦），去跟程学启说，咱们都是安徽人，安徽人在湘军里始终不能自立门户是替人家在打工，咱们要自己另立门户，程学启也很同意，所以两人一拍即合，程学启就到了淮军。
    解说：程学启就这样被李鸿章“借”了过来，后来他成为“淮军第一名将”，对李倚为左膀右臂。两年之后，程学启率部攻打嘉兴时受伤，死于破伤风。噩耗传来，李连声惊呼“左臂膀断了”。当然，李鸿章的能耐不光是借，而是借来之后能为己所用，最终“化湘为淮”。
    翁飞：比如说，黄翼升是湘军的一名水师统领，也是曾国藩创办湘军起家时的元老，早在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前，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就有一个密片，保荐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兴办淮扬水师。那么，附片保荐的就是黄翼升去当淮扬镇总兵，统领这支淮扬水师。
    解说：李鸿章以“助战”为名，把黄翼升的水师弄到手后，就再也不愿归还了，不论曾国藩如何再三催要，他都阳奉阴违。更要命的是，黄翼升跟定李鸿章后也乐不思蜀，就连曾国藩发怒要上奏弹劾时，他仍拒不奉命。为了袒护黄翼升，李鸿章还公然和恩师耍起了赖皮，说什么他和黄是“患难之交”，“四载以来，欢洽无间”。
    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就把鸿章一起办了吧，弄得曾国藩哭笑不得，左右为难，黄翼升的倾心当然与李鸿章的态度分不开，李对黄的推崇甚至到了阿谀的地步，他常把淮军的胜利，归功于黄的“主持、调度”，他溢誉黄为“武人中第一流，平吴第一功臣，这些话黄翼升听在耳里怎么会不舒服呢？
    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那么李鸿章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这个趋新性更明显。他跟曾国藩比起来，他似乎是受传统约束更小一些。直白地说，相对而言，他可能是比较功利，讲求实效，更注重，就说我驾驭这支军队，怎么样战斗力更强，能够打仗，他就是对这个方面考虑得比较多。
    解说：搞物质刺激，”好以利禄驱众“，爱人重才，大胆任用，宠信有加，是李鸿章把他人之臣化作自家之仆的灵丹妙药。他写过”信陵爱士天下倾“的佳句，在实践中也能像信陵君那样。因此，湘淮俊杰乐为其用。
    翁飞：再比如说，郭松林也是湘军的一个悍将，他能够”望尘而知敌数“，特别懂得骑兵作战，他看到尘土，就知道对方的马队有多少敌兵，这个人骄恣跋扈，特别好色而且不守纪律，他溜到了上海以后，曾国荃要追他回来，李鸿章为他求情。
    解说：为了能留住郭松林，李鸿章不惜得罪师叔，要他”赏脸相借，勿予苛责。“
    与曾国藩的”驭下须严“相比，做李鸿章的部将无疑要舒服得多，郭松林后来果然也给李鸿章长脸，四江口和江阴之战，他身先士卒，纵横驰骋，一时名将大噪，在淮军早期将领中他和程学启齐名，而这两大名将原先都是曾国荃的部下，直到此时，曾老九才痛感人才流失，悔之晚矣。
    董丛林：有人说：”淮由湘出，犹有水源木本之谊。“应该说这还是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湘、淮军，从整体上看，它产生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背景，就是为了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镇压捻军。
    解说：不管怎么说，湘军的输血使新建淮军的实力大大增强。有人做过分析，在淮军最初的13营6500人中，从湘军抽调或借调来的就占了大半以上，因而史家有云”淮军初起半楚勇“，就连李鸿章自己也感激地宣称，”湘军是淮军之母“。

窦文涛：话说淮军刚开到上海的时候，几乎没人瞧得起这支叫花子军呐，连上海的这个官绅、百姓都对这支军队能不能打仗表现出强烈怀疑，在这个时候，还是李鸿章勉励自己的弟兄们，要自尊、自立、自爱、自强，当然他是用这个浓重的合肥土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说出来就是贼娘的，给我好好搞。
    他呢，这个牢记他的这个恩师曾国藩的教诲，一到上海就以他的主要精力，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那时候没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抓训练、抓纪律，希望能够尽快地提高淮军的战斗力。
    他什么招啊，其实他也没什么自己的招，他就是照搬湘军的这个营规营制照搬过来，比方说李鸿章聊过啊，说湘军能打仗，我还当他们有什么艺术，其实不过是站墙子而已，什么叫站墙子？就是说湘军打仗啊，行军打仗一到一个地方，就在这个营房周围挖沟，然后筑些这个高墙，这是湘军这个行军打仗的必修课，我看这个深挖洞、高筑墙，一直就是中国人打仗的传统项目，照这个曾国藩的话来说这叫步步为营。
    解说：讲实惠的上海人开始对“叫花子兵”们刮目相看了，安徽来的“丘八”不中看，却中用。可是上海的大亨们既然肯花大价钱把淮军请来，当然不是让他们成天在那里唱唱歌、摆摆样子的，而是让他们拼命地去打仗，上海的英法联军也一再要求，淮军参与联合作战。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而李鸿章呢，他就特别希望用刚组建的这支军队，特别希望淮军要主动进攻，打一两个胜仗就能鼓舞淮军的士气，并且使淮军被人刮目相看。这时候，你淮军一个破破烂烂的像叫花子一样的军队，究竟你行不行？所有的人都抱着怀疑的眼光看，所以李鸿章开始也是主张，洋人是要“会防”，但是不能“会剿”。
    解说：李鸿章舍不得手中的家当，他并不急于把他的“宝贝疙瘩”投入战斗，面对官绅们和洋人一再让他出兵的请求，李一边装孬敷衍，一边等待战机，正是他的这些决定才使淮军保存了实力，避免了重大损失。忠王李秀成大兵围困上海，三个多月来迟迟没有发动进攻，除了恶劣的天气因素外，更多的考虑还是不想与“洋兄弟”正面交战，这位作战勇敢的太平军名将一直在努力，试图在外交上追求与“洋兄弟”达成谅解，甚至不惜以从上海后撤为条件，他的幻想是“让我们单独同清军交战”。嘉定，青浦县落后，忠王的忍耐已经突破的底线，他决定亲率大军，予以回击。
    方堃：五月初，李秀成发动了太仓之战，在太仓之战当中，太平军歼灭了清军五千余人，击毙了外国干涉军数百人，荡平了清军的营垒130多座，并且缴获了大批的洋枪、洋炮。
    解说：接着太平军又乘胜追击，在奉贤桥大败敌军，在这次战斗中，中外会防军的损失更为惨重，法军上将卜罗德被击毙，英军中将何伯负伤，华尔的常胜军一败涂地，英法联军遭受重创后开始老实起来，他们一下子龟缩进上海城区，再也不敢轻易露头了。太仓之战把中外会防军打得落花流水，但由于李鸿章拒绝参战，淮军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六月初，太平军进逼上海近郊，忠王大军铁马金戈，声势浩大，上海城再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这一次瘟疫又帮了李鸿章的忙。
    翁飞：1862年6月，上海发生了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对交战的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主攻方太平军，由于缺医少药，所以它的部队减员得很厉害，这时候李秀成在这样一场天灾面前，他不得不考虑撤军，在撤军之前，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首先从虹桥打开一个缺口。
    解说：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是骡子是马该遛一遛了，于是，他果断地下令还击，并调集六千淮军中的五千兵力，亲自率领，志在必得。战斗在大雨中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双方打得异常激烈。
    方堃：虹桥之战是淮军援沪之后的第一战，从某种意义商来说，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第一战淮军才能够立威扬名。因此，淮军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这次作战，据徐宗亮《归庐往谈录》当中记载，李鸿章是亲自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虹桥的桥头亲自督战，来稳定和鼓舞军心。
    戴健：战斗中，张遇春的“春”字营败退下来，当然李鸿章心里很窝火，他面无表情说，拿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跑了，他跑哪去啊？他又上前线去了。
    翁飞：张遇春是巢县人，早在李鸿章最早拉团练时，张遇春就是他最忠实的部下，李鸿章既然要拿他的人头来开刀，真可以说是把看家本事也都使出来了。
    解说：事后，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得意地说，当军情危急时，“鸿章跃马而出，不作生还之想”，显然这种姿态不仅是给部下将士，更是给近在咫尺，按兵不动的洋人们看的。这一仗再怎么说也是李的独家专利，因为洋人“未出一兵助剿”。
    淮军首战告捷，军威大震，各种神奇的传说也开始不胫而走，有人说淮军五千战胜了“长毛”十万，而李鸿章跃马定乾坤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一时间“军中呼为武翰林”三军无不奋勇。李鸿章自己也大吹特吹，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学战。
    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又是两场恶战，由骁勇善战的程学启部和刘铭传部，攻打太平军慕王谭绍光部，一场在上海西区的北新泾，一场在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矮个子文盲将军程学启，在炮火硝烟中驰躯调度自如，令李鸿章大为赞赏，“程将勇略皆裕，战守可靠”。刘六麻子这回则领着自己刚刚练成的洋枪队上阵。打得极其过瘾，洋玩艺儿的威力再次让李刮目相看，惊叹不已。
    接连三场胜仗，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叫花子兵”了，就连一向鄙视中国军队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盛赞淮军，把它描述成“优秀军队”，叫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
    四江口之役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太平军被迫退守苏昆腹地，李鸿章也很快于年底实授江苏巡抚，真正做上了封疆大吏。后来有人把此役称作“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虽然不免有些吹捧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南战场的转折确实到来了，一个即将属于李鸿章和淮军的时代，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