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联的表态，对美国在台海行动持慎重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1日，国民党海军以抢滩方式向金门补给军需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猛轰金门。
     面对金门被严密封锁，人民解放军随时可能占领金门的危急时刻，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古德帕斯特会晤，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杜勒斯再次强硬地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就必须使用战术原子弹，只有这种武器才能有效打击中共。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当情况危急时，如果我们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而不使用它，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部署。”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最高决策者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对使用原子弹犹豫起来了，他坦率地对杜勒斯说：“假如我们使用原子武器，共产党很可能用核武器来报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的。”这时一直持强硬态度的美国军方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也改变了态度，不想支持国民党固守金、马。古德帕斯特干脆认为国民党军应撤出金、马，中共占领这两个岛屿只是时间问题。艾森豪威尔很欣赏这个建议，认为现在是美国实现“划峡而治”预谋的最佳时机。而这时中东黎巴嫩危机还没有解决，共和党内要求艾森豪威尔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亚当斯辞职处于高潮，美国民众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率急速下降，艾森豪威尔已是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为迅速改变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当日艾森豪威尔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虽声称“对远东的紧张局势绝不能采取姑息的态度，绝对不能损害美台关系，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海峡决议案’采取行动。”但再三表示“美国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我决不要求美国男儿仅仅为金门而战”，愿意恢复中美谈判解决分歧，而谈判的道路是“畅通的和准备好了的”。后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卷《开展和平运动》一书中洋洋得意地写道：“这次讲话之后，美国公众对他的支持率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自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和固有”权利，也就是要中国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而又不愿就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方面进行会谈，至使在第77次会谈后，于1957年底始中断了一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钱学森早年留学美国，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6成员之一，经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多方交涉加巧妙安排，于1955年10月离开美国途经华沙回到北京。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上书周恩来提出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规划和设想。毛泽东蛮热情地接见钱学森，一开口就问他：“中国能不能制造原子弹？”钱学森肯定的回答道：“能！”毛泽东眉开眼笑幽默地用双手打着比方以浓重的湘音说：“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从此中国开始研制“两弹”工程。1958年春，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支神秘的队伍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茫茫的大漠上，十万大军卷起瀚海雄风，沉寂了十几个世纪的死海罗布泊，便立刻充满了勃勃生机……
     再说蒋介石得知华盛顿愿意恢复中美谈判解决分歧信息之后，顿时气急败坏大为不满，油然升起被人出卖的感觉。第二天即9月12日发表谈话，指责美国“如果就目前形势和大陆谈判是极不明智”。他声称台湾当局“到了最后生死存亡关头，除了采取行使自卫之紧急性行动，即有效的报复行动，无法继续撑持时，美国为了人道，为了正义，以及为了对遏制侵略，保障世界和平安全所负的责任，我不相信它会妨碍我们采取这一紧急性的自卫报复行动。”如果说蒋介石这番话是转弯拐角的“外交辞令”，那么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陈诚说得非常强硬而明白，他声称：“台湾的外岛必须防守，中共如果再攻占一个岛屿，国民党就把战争扩大到大陆！”也就是说，如果华盛顿与北京谈判，那么台湾当局就要冲出美国给他套上的“辔头”而一切严重后果由美国承担。
    尽管台湾当局拼死反对，经英国政府在中美之间斡旋，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开始，地点在波兰首都华沙。
     9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讲话，就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提出双方停火，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针对杜勒斯的讲话，严正指出：“中国人民的事由中国自己管，美国无权过问。中美间无火可停，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问题无权代表台湾发言，台湾当局也没有委托美国发言，美国军队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深知美国意图的蒋介石也同日指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江易生发表讲话，宣称：对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涉及金、马“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的任何决议，均视为有损台湾的“合法权益”，台湾不作任何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