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出国由来已久，但在一战期间有组织、有计划且大规模地来到欧洲心脏的文明大国法国，还是第一次，其本身意义深远。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许多甚至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现在突然离开故土和中国，远涉重洋，历经艰险，来到所谓世界文明中心，其心理落差当然很大，比“刘姥姥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有所准备的留学生初来乍到都要有一段适应过程，何况这些未受过教育、未出过远门的农民。更何况，他们是来到饱经战火的法国，为英、法两国国防事业服务，没有过渡期，也没有什么跨文化教育。他们人一到便直接投身繁重甚至危险的工作中。其在法国的生活究竟如何呢？
     虽然华工被招募时被告知不上战场，但英法两国从他们受雇之初即用军事方式管理他们。如果比较英法两国的招工团，则它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性。首先，两者主要都在中国华北地区，特别是在山东省招募。其次，两者的主要目的是相同的。对英、法两国而言，华工的招募是为军事目的、为帮助他们赢得战争服务的。英法两国的军事部门负责华工招募，华工通常按照军事编制生活，并有军官指挥。甚至在抵达法国之前，英国招募的所有华工都得按指模，并且佩戴一个上面镌刻有中英文号码的铜牌或手镯。这些号码成为华工唯一的身份标志--至于他们的名字，是不重要的。在到达欧洲以后，所有华工还要再按几次指模。一位亲历者写道，“当华工们排队‘按指模’时，每一个手指头都要单独按指模，接着五个手指头再一起按下去，然后五个手指头再一起按两次指模。”军事化管理是华工在法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军招募的华工尤其如此。英国方面管理华工的军官是费尔法克斯（B.C.Fairfax）少校。华工，特别是那些为英国军队效劳的华工，通常在战场附近工作。他们每天列队上班，而且步伐整齐，这通常给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一则报道，在1917年4月初，当英国招募的第一批华工抵达法国时，当地华工营附近的法国村民“欢呼雀跃，全村男女老幼200余名都出来欢迎中国人”。如果华工在法国期间违反纪律，他们将受到英国的军法处置。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10名英国招募的华工按照军法被处死。甚至华工的通信也受到英国军方的管制。英国华工营的邮政机构准许每个华工每月写两封信，所有华工的信件都必须经过法国战区英军总部的华工邮局的检查，然后被打包寄到英国国防部在中国的招工代理处。同样，英国在威海卫的招工代理处把华工家人的信件打包后直接寄往法国战区的华工邮局，然后再把这些家书交给华工本人。
     虽然英法两国的根本目标大致相同，但两国在华工的工作安排上略有不同。法国招募的大多数华工在法国军方的安排下在战线后方的军工企业上班。部分华工则在平民区的民营企业上班，尽管这些企业是为法国军方效力的。不过在1917年中国正式参战以后，法国当局开始经常公开地派遣华工到战场附近工作。就英国而言，几乎所有的华工都在前线工作。两国政府在华工的管理方面也有很大差别。法国招募的华工所得到的待遇要比英国招募的华工得到的待遇好。比如，法国付给华工的工资一般比较高，而且对工人的管理也比较宽松。而一般说来，英国华工营的待遇差，管理也严格。例如，英国不准华工进入各种咖啡馆或酒吧，而法国则没有任何这样的限制。英国当局也不讳言他们对待华工的恶劣态度，他们甚至以此为荣。英国人吹嘘说在英国华工营的华工“纪律最严格，并且他们受到的限制远比在法国华工营的华工受到的约束多”。由于两国对华工的态度和待遇有差别，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工作。笔者发现的英国一份文件这样写道：“（华工）54857号自1919年3月到同年5月（未经允许）跑到法方9号华工营。苦力68211号在失踪六个多月期间，曾在好几个法方华工营逗留过。英方第149号华工营的两个华工不久前因逃跑未遂而被抓住，他们供认曾在里特（Litte）附近的法国华工营生活过。”
     针对华工逃跑等系列问题，英方不思改进管理方式，反而抱怨法国人民对华工太友好了。在法国战区英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抱怨说，法国当地“居民对华工的友善行为致使英国军方对华工进行严格的管制非常困难”。为了防止华工逃跑到法方华工营，英国军方建议法国也采取同样严格的管理措施。1919年7月，英国军方在给法国军方的信中写道，“强烈建议”法国对华工应同样实施严格管理并要时刻禁止当地居民与华工往来。同时，英军变本加厉，对华工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从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英国对华工实施的如下条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