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还达成以下谅解：有关外蒙古及大连、旅顺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国首脑还表示，苏联提出的这些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也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从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和雅尔塔协定来看，这次会议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要求。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协定及其附件无疑是关于苏联出兵的一笔交易，而美国人就是这一交易的始作俑者。为了报答苏联人的效劳，美国人“把帐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帐。”而美国人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
     雅尔塔协定毕竟是一桩不光彩的交易，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所说，这里是“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他批评罗斯福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在这位外交大臣眼里，《雅尔塔协定》不过是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事后，罗斯福也承认，在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下，而牺牲中国的主权是不正派的。他甚至后悔当初缔结《雅尔塔协定》。
     尽管斯大林和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谈结果守口如瓶，但就在两人2月8日谈话的当天，蒋介石已经怀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里海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但蒋介石此时还不清楚雅尔塔会议的具体内容，他只得静观其变，并且表示：“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得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但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而美国只不过“徒获虚名”，英国也是“毫无所得”。
     2月21日，蒋介石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来电中证实苏、美、英三国“签有密约”，其内容“极端保密”。他还得知罗斯福同斯大林的“谈话大意”，证实了顾维钧所说，“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并且断定斯大林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但他还感觉到这“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
     也就在这时，罗斯福约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在谈话中表示，他一向挂念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打败日本对中国和美国都至为重要。但要想这样做，苏联参战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苏联的合作，战胜日本可能还需要多年。罗斯福在谈话中透露，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协议，包括苏联在欧洲打败轴心国之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提出了某些条件，其中就有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从罗斯福谈话的语气来看，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罗斯福建议魏道明将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蒋介石，并说明中国接受这项协议后将会得到一些好处。罗斯福强调，他这样做既是为了盟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3月15日，蒋介石从魏道明的来电中获悉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大致内容：（1）维持外蒙古现状；（2）满洲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2）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温水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
     罗斯福还向魏道明解释说，所谓委托制就是由苏、中、美三方代表组成。至于大连问题，罗斯福建议斯大林“无须太急”，在他同蒋介石商量之后，“不难获得适当解决”。罗斯福主张将旅顺“长期借于苏联”，但其“主权仍属中国”。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的心情可以用“痛愤与自省”来形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同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
     据顾维钧回忆，3月18日，蒋介石就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条件征询他的意见。顾维钧对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条件感到“太出人意料”，认为罗斯福这样做无疑是要中国改变“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顾维钧当即表示：“我们不能开倒车”，这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许诺，“我们完全可以不答应”。考虑到这是罗斯福同魏道明的谈话而不是罗斯福的直接来信，所以，顾维钧认为中方“不用马上作出可或否的答复”。他还提出三点看法供蒋介石参考：第一，罗斯福还没有对斯大林的条件作出正式承诺，罗斯福之所以要告诉魏道明，其目的在于探测中方的态度；第二，罗斯福把他同斯大林的谈话通报给我们，似乎是敦促我们从速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第三，鉴于美国部队在冲绳岛受到的重大损失，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远东胜利的到来，以减少美军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