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初回祖国，坚持信念却陷入教条
     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叁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因为王明一直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王稼祥就是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思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去莫斯科留过学就高人一等。但是，由于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没有进行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在回国后将这种影响带到了工作中去。
     王稼祥自己曾说过：“我们这一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不得了，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
     1930年2月，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绕道巴黎返回祖国。王稼祥一回国，就遇上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由于不了解国内形势，再加上书生气太重，王稼祥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并有意无意地成了王明的“同伙”。同年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正面提出意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调离中央机关，安排去香港担任党报记者。王稼祥基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服从安排去了香港，但仍然没有停止对李立三的批判，先后在《实话》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等文章，从政治路线、武装暴动等方面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客观地说，王稼祥批判李立三是正确的，但其本身的思想却也存在问题。比如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一文中，提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的正确的路线”，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神圣化，又说李立三的观点、做法“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如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这些观点与王明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就难怪有人将王稼祥归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了。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立三路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经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这一党的历史有必要认真研究，总结教训，以促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此外，在“立三路线”的性质问题上，王稼祥反复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见，当时将“立三路线”当作右倾来反，结果越反越“左”，王稼祥也是有一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