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苏区，思想在徘徊中向前发展
     尽管王稼祥在理论上支持了王明的行动，并因此受到重用，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看重名利的人，他反对李立三，并不是为了给王明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只是认为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立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越来越感到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太少，迫切想去根据地，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前往斗争第一线。正巧王明也在担心四中全会的精神在苏区得不到有效贯彻，因此便派王稼祥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王稼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参加了1931年4月17日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决定坚决回击敌人，但在怎样打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朱德提出，应“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但大多数同志则认为，敌人力量太强，应该“分兵退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扩大会议，让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会议。结果，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所有人，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集中兵力，先打弱敌。
     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很大启发，认为毛泽东、朱德等人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并将其发展为中央根据地，具有重大的实战意义，在作战方针上的认识也很有见地，尤其对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更是由衷地钦佩。在会议间隙，他主动找到毛泽东，想在会议结束后专门向他请教，毛泽东欣然应允。会议结束后不久，王稼祥便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彻夜长谈，从各自的经历谈到对马列著作的理解，从莫斯科的学习生活谈到中国的农民运动，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谈到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对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谈到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最后，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并将其送给王稼祥，另外还送给了他一些根据地的文件资料。等二人结束谈话时，起床号已经吹响了。
     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王稼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发现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已经创造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王稼祥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叙道：“相见了几次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当时，王稼祥的军事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在政治路线上仍然没有走出“左”的影响。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肃反问题上是执行中央决定的。例如，在富田事变问题上，他坚持认为“赣西南的AB团确是反革命组织”。
     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随之也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要求“加紧肃反工作，采取一切手段，向AB团坚决进攻，纠正过去放松反AB团的严重错误”，从而导致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当时，王稼祥正兼任苏区中央局保卫处处长，主管肃反的日常工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后来，王稼祥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我代理邓发任保卫局局长，短短的9个月中就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的原因，肃反不是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口供，而对于口供，则又犯了逼、供、信。”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稼祥负责起草了《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盲目照抄照搬王明的论断，把中央苏区的一些正确做法说成是错误的，把毛泽东注重实际调查、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说成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并强调：“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说明王稼祥仍然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