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的缘由
     应该指出，在庐山上与“秀才”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还有其他人，矛盾是复杂交错的。不过，上述纷争确实比较激烈，有代表性。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们对“大跃进”及纠“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在坚持深入纠“左”方面积极活跃、协调一致，表现出很大能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们坚持纠“左”最主要的活动是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五个“秀才”都参加了起草组，而且承担主要任务。《议定记录》的初稿，系统地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意见。17日起，小组重编后，重点讨论下发的《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信。在开头的两三天里，批评者的矛头针对《议定记录》的多，针对彭德怀的信的反而少。可以说，大约在20日前，《议定记录》成为“秀才”们与维护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矛盾纷争的焦点。
     “秀才”们另一个坚持纠“左”的表现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据胡乔木回忆：“神仙会”阶段，张闻天曾几次到他和田家英、吴冷西等的住处小坐。他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比较接近，都主张认真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以便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的信印发后，18日，“秀才”们私下谈到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跟他们一致。在彭德怀的信受到指责时，“秀才”们则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组会上，胡乔木发言为《议定记录》辩护，“他完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但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20日的小组会上，李锐发言说，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在小组会上有人批评彭德怀时，吴冷西也三次起而为之辩护。两股坚持深入纠“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认同。
     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错误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在庐山会议前期的发言中，认为问题不太大，而且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认为当时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群众的气，应该鼓足干劲，继续“跃进”。面对“秀才”们积极主张纠“左”，他们起而反击。田家英判断：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们与彭德怀并列，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纷争的一方集中地出现在毛泽东秘书这个范围里，也表明应该注意“秀才”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们伴随毛泽东左右，便于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和动向，也有更多机会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派秘书到地方上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秘书们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他的判断。在与地方负责人的纷争中，田家英、李锐、陈伯达采用了写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吴冷西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除了接近和影响毛泽东，“秀才”们还利用特殊身份，试图对会议的走向加以影响。田家英曾提议，一是由胡乔木在会下同有关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和部委负责人接触，劝他们也交心，作自我批评。胡乔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乔木把小组会气氛沉闷、谈失误阻力大的情况向杨尚昆反映，请他再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胡乔木也做了。
     “秀才”们与闻最高决策的便利和他们的积极活动，给纷争的另一方以压力。也正因为对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得不争。毛泽东点破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毛泽东谈到双方的“官司”时，对“秀才”们说：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与“秀才”们相对，一些地方负责人也在积极地对毛泽东施加影响。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泽东同大区负责人进行过重要谈话。特别是在22日的谈话中，一些地方负责人竭力影响毛泽东。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满。他们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三面红旗”、“队伍散了”，这些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进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通过以上对“秀才”们和地方负责人纷争现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居于纷争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人，一方是“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纷争的前期，他没有轻易表态。
     但是，在庐山这场大的斗争中，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毛泽东几次当面批评他们表现不好，方向不对头。在涉及“秀才”与地方负责人的“官司”时，毛泽东明显地偏向后者：“你说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
     裁决“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更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常规机构中的干部还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