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约216万人，其中东北地区近170万。日本投降后约100多万人返回朝鲜半岛。到了1947-1949年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减至110万。参见许秀玉：《历来东北朝鲜族人口浅析》，权立主编：《中国朝鲜族研究（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注意朝鲜族的问题，并初步认定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一般应被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月1日，延边行政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在《新年献辞》中提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鲜族可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1946年12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周保中在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虽然中共还没有明确宣布朝鲜族的少数民族地位，但实际上对朝鲜族实施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平等政策。[4]（P703）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提出否认他们的朝鲜国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的刘俊秀曾向吉林省委提议，承认朝鲜民族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也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吉林省委表示认同，并向中央报告得到同意。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族，肩负双重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则是来自延安的“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
    二 在抗日战争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的朝鲜民族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在上海建立后移至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及所属“韩国光复军”，二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三是在延安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前者在战后全部返回到南韩，成为主导南韩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后两者，即东北抗联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延安的“朝鲜义勇军”，或返回朝鲜，或留在东北。与本文所述朝鲜族部队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正是这些留在中国的官兵。
    1.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移民中国的朝鲜族以东北为舞台，展开了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1920年以洪範图为首的各路独立军联合部队在今吉林省的汪清县凤梧洞、和龙县青山里与日军展开激战，取得赫赫战果。不过，朝鲜族的斗争很快就纳入了中共的轨道。1925年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其满洲总局设在黑龙江宁安，东满、南满、北满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1928年共产国际确立“一国一党”原则，宣布朝鲜共产党解散，于是大量的朝鲜共产党人转入了中共。到1931年11月，东北的中共党员人数达2000多人，其中85%为朝鲜族。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东满和北满、南满地区的各县建立了县委组织，很多朝鲜人担任县委书记。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共领导下东北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如在延边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于1933年初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满游击队”。东满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当时著名的抗日游击队有磐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等。1935年，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成立后，这些游击队分别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拥有20多万人和各种轻重武器。这些队伍中便有大批朝鲜人，其中许多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如抗联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原是磐石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在与日伪军血战中牺牲。金日成也曾任第一军某师师长。抗联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其大部都是朝鲜人。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金策任政治部主任，李福林任第一师师长。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也都是朝鲜人，他们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1942年夏日军大扫荡，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斗争，周保中与李兆麟共同做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境内轮流军训的计划。抗日联军三路主力，都先后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区，设立野营，集结训练。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改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即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治委员，由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崔庸健出任参谋长。同时，崔庸健还担任教导旅的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
     国际旅汇聚了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骨干，1945年8月苏联想日本宣战后，这些人便兵分两路，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其中一些朝鲜人，如姜健、朴洛权、崔光等被派到中国东北地区，任务是在朝鲜民族聚集的地区组织群众，迎接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解放东北和全中国。
    2.延安的“朝鲜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