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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３０５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１９５６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１９６５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