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率领四方面军数万红军将士坚持南下，不愿北上，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危难之际，刚从苏联回国的张浩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给他处理张国焘分裂问题的情况下，甘愿个人承担政治风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了这一当时令党中央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促成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做出了巨大贡献，功炳史册。
    危难之际闹分裂张国焘狼子野心
     翻开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档案史册，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历经湘江血战、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一路历尽千难万险，于1935年6月13日翻过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15日，毛泽东率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多人，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达到10万人，士气高涨。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北上，促进全国的抗日高潮。但张国焘此时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夸大北上困难，他认为红军应向西南的川康发展，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中央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同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决定》：（1）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4）大小金川流域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5）坚决反对和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当时 红一、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拥护中央两河口会议精神，张国焘当时在会上也表示拥护，但他离开会场后，马上在杂谷脑召开黑会坚决反对北上，并借口“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等等，策动他的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充分暴露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本来面目。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这一无理要求，但考虑到大敌当前，为顾全大局，还是把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位让给张国焘。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多停留了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错过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松潘战役”未能实现。
     8月4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会上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针对张国焘军阀主义，会议强调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作用，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和严肃的斗争，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借口葛曲河涨水，按兵不动。自恃其控制的武装力量，拒不服从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顽固地坚持其退却路线，竟把左路军全部拉回天全、芦山等地区。
     9月8日，张国焘在阿坝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命令他率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个密电，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率先北上。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8000余人秘密脱离危险地区迅速北上，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中共中央率部出发后，红四方面军中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拦阻，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果断制止了这一行动。
     8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并作出《阿坝会议决议》，称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 18日，张国焘又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第五军和第九、第三十一军各一个师，以及右路军之第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毛儿盖地区南下。红军指战员忍受饥饿、疲劳和寒冷，再次穿越草地。
     1935年10月5日晚，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弥康县足木脚）召开“第二中央”成立大会，张国焘自封为“中央主席”，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争。并在会上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同红四方面军不赞成张国焘分裂行为的领导者一起，耐心地进行争取受迷惑的人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