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迢迢历尽艰辛张浩带来共产国际佳音
     为使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苦苦相劝，但张国焘仍置若罔闻。中央此时急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后，同共产国际就已失去联系一年了。正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一筹莫展之时，肩负共产国际重要使命的张浩从苏联越过了蒙古大沙漠，历尽千辛万苦，万里迢迢来到了延安，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佳音和联系的电讯密码，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张浩，1887年5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后来出了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张浩（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是卓越的工运领袖，与恽代英齐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22年，张浩经恽代英与林育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陆续担任过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张浩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在白色恐怖的革命斗争时期，张浩还曾用名林仲丹。1933年1月，中共中央鉴于张浩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且又懂俄文，便决定派他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张浩参与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位政治过硬，马列水平高、资格老的同志回国。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由于路上不能携带文件，由张浩回国传达无疑是最佳人选，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张浩谈话征求意见时，张浩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
     离开莫斯科时，时名李复生的张浩给自己取了“张浩”这个化名。张浩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启用，并因后来担任—二九师政治委员而为大家所熟悉，至于他取的林仲丹、李复生、林育英这三个名字反倒少为人知。从苏联回国时，张浩扮成商人，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与在苏联受训的我党密电员赵七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路上，他们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在蒙古大沙漠，遇上了—场大沙暴，险些被沙暴吞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张浩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交界的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欢迎张浩胜利归来。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他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及时地纠正了党的“左”倾政策。关于张浩对瓦窑堡会议的贡献，刘英后来回忆说：“我曾听闻天讲：张浩回国对我们帮助很大，给我们打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的情况。不久，中央开会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假传圣旨”化分裂 张国焘解除伪中央
     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毛泽东请求分配新的工作任务。他坦诚地表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中央很快决定，由张浩做说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中央当时考虑由张浩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的原因有三：第一，张浩党性强，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张团结，一向坚决主张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第二，张浩在党内资格比较老，多次承担党的重任，在党内有较高的威信。第三，张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七大会议，并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他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经过全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合适的。张浩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并首先以“林育英”的名字向张国焘发电报。
     在这之前的11月5日，张国焘公然致电中共中央，狂妄地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面对张国焘这一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嚣张气焰，在当时对中央来说，处理张国焘个人问题是容易的，但要他率领红四军几万将士北上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了。毛泽东不能不对此头疼不已，但毛泽东深知张国焘的为人，在国内他以老大老资格自居，可对共产国际的话他则惟命是从。但此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的电台，虽然有密码，但仍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上，无法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张国焘与党中央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时，代表共产国际的张浩的作用，是独特而无人能替代的。
     然而张浩也有为难之处，在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任务。但现在因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而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这一令党中央为难的棘手问题，虽然这样做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但面对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大事，张浩宁愿牺牲个人也要力挽狂澜。后来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问题几经努力，终于顺利解决，共产国际在得知详细情况后，对张浩“先斩后奏”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浩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在中央档案馆和一些地方档案馆都尚未查到。但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了1935年7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电码，经蒙古回国寻找中央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张浩发出的电报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张国焘心里惶恐不安。他的“第二中央”既没有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又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毕竟做贼心虚。因为在这之前的1923年的中共“三大”会议上，张国焘曾因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指示而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所以他对共产国际的权威至今还是心有余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