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迟迟不愿带部队北上，他心存侥幸，幻想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能够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电报，诬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等，但他最后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给张浩的工作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936年1月16日，张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又发去一份电报：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林育英16日9时。”
     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浩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的所有领导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都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会上，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为配合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张浩给张国焘发电，张浩于是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较前一封电报相比，这封电报的口气要严厉些。从正面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表明它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同时还指出中央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为解决党内纠纷，张浩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无疑是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使之能愿意接受。
     同日，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电文的大意是：同意张浩的建议，至于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并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一来，对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主张和做法已完全否定了，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张浩的这个电报，只是出于张浩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张浩的意见，他如再一意孤行带着部队南下，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
     此时此刻，红四方面军中的二号人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突然转变态度，他表示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了。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下，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受阻，被迫接受了成立由自己担任书记、任弼时担任副书记的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接着，张浩又接连致电红四方面军，传达“共产国际改变采用新政策的经过”及其原因，并电告了共产国际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细则和《八一宣言》的要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谋求团结的政治基础。这些电文令人耳目一新，使朱德、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深有‘柳暗花明’之感”（徐向前原话）。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却处处碰壁，部队损失减员严重，士气低落。他此时的心情既复杂又悲凉：政治上毛泽东得到了张浩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而他率领的左路军南下作战接连失利，形势日益紧张，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都激烈反对他的分裂行径，甚至就连一贯支持他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反对他，使他在政治上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严峻的现实使张国焘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张浩发了三封电报，在这几封电报中，张国焘的气焰再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
     这一时期，张浩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张闻天、张浩在电报中强调指出：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