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三夜事件”，黄克诚不小心涉入、后来被迫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压力之下，被迫检讨毛泽东的讲话，使彭德怀等人不得不让步。在接下来几天的小组会上，他们分别作了检讨。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主席讲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里明白说出，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最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
     黄克诚在7月26日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
     关于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到其思想只是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黄克诚说：“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按常规，在黄克诚他们承认错误后，批评和斗争就该结束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起，使得7月26日成为庐山会议的又一关节点。此后，对于黄克诚等人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据理力争为了争取黄克诚等人，毛泽东主动找他们谈话。7月30日一早，毛泽东派人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去他的住处谈话。这次会议，周恩来、朱德也在场。谈话中，毛泽东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说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就与彭德怀的关系、四平保卫战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接下来，黄克诚又对彭德怀“政治参谋长”的说法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当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
     谈话还涉及当年四平保卫战的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在谈及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回答道。黄克诚不依不饶的态度令毛泽东颇感惊讶，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对于这次谈话，黄克诚回忆道：“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黄克诚在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向毛泽东说了之后，感到有种轻松感，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让黄克诚感到不那么轻松了。
     政治局常委会上表态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这次会议差不多是一个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会。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彭德怀一一回应，这让人感觉两人似乎是在翻旧账。谈话中，毛泽东对彭德怀抱怨道：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
     黄克诚开始一直不说话，在谈到彭德怀个人品质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干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
     黄克诚的表态，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对彭德怀的一些印象，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讲话的一个回应。会后，黄克诚等四人被留下，再次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争取。这个时候，黄克诚似乎还没有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迹象。
     每晚吃六粒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从8月2日开始到8月16日，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庐山会议的尾期。从8月7日起，批评重点向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转移。由于黄克诚过去在红三军团时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国防部长，共同领导解放军的工作。自然而然，黄克诚就被人怀疑是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一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对别人不合理的批评，进行反驳。当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时，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慢慢地，黄克诚也意识到了和他们讲道理、争辩是没有用的，于是就尽可能地多听少说，少争论。这时，有人给黄克诚做工作，开导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被黄克诚回绝了。他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在这种对“军事俱乐部”的高压逼迫之下，黄克诚心里是矛盾的，也是沉重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找黄克诚个别谈话之后，黄克诚不得不检讨：“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