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家
     石达开在挺进大渡河的过程中，也曾希望同一些清军和彝兵结成临时统战关系，特别是在陷入重围时，石写信给杨应元等，表示愿以重金买粮、买道，结果被拒。
     长征沿途，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号，同各路军阀搞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广东军阀陈济棠、云南军阀龙云、西康军阀刘文辉等，都不同程度地与红军达成统战协议或默契，稍作抵抗或消极抵抗便作放行式的“追剿”。长征途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由于周恩来派潘汉年同“南天王”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红军轻松通过。即使在湘江之战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何键的湘军和李宗仁的桂军，也未打算与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第三道封锁线，何键部稍作抵抗就放走了红军。第四道封锁线，桂系曾一度放开湘江通道让红军通过，可惜红军辎重太多，行动缓慢，贻误了战机，等到蒋介石逼桂系重又封锁湘江时，红军陷入右边的湘军、左边的桂军、后面中央军三面夹击，损失高达三万余人。但桂系这时采取的仍是“断尾、侧击”的战术，没有打算将红军逼入绝境。及至进入贵州境内，竟然出现了红军留下“多谢桂军迎送”标语的情形。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大部队即在会昌附近休整，先遣部队向德昌挺进。德昌当时归西昌管辖，“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派许剑霜率一个团又一个营在此阻截红军。1926年，许曾在刘伯承率领的部队中任过团长。当红军队伍开到德昌附近时，刘伯承派人给许送去一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阻止红军向北前进。按照正史的说法，“许剑霜接到信后，一为刘伯承的堂堂大义所感动，二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便把信转送给西昌刘元璋，主张给红军让路。红军于五月十五日傍晚到西昌镇，许剑霜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连夜退至西昌”。事实上，许剑霜作为刘文辉主力部队指挥官，主要还是听命于最高领导刘文辉，由于刘担心重蹈“贵州王”王家烈覆辙，中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不愿替中央军“火中取栗”，对堵截红军自是尽力采取避战自保的办法。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德昌镇稍作休整后，继续向北进发。这时“川康边防军”第20旅旅长兼“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奉刘元璋的命令，打算阻止红军北进。刘伯承又派人送给邓一封信，说明红军是经过此地，彝兵若要阻止，红军不会开枪，但路一定要过。邓秀廷接信后犹豫再三，最后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红军经过时，他把部队部署在两边山上，只是进行警戒，并制止了彝兵的开枪行动。红军向他们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的口号，安全通过。邓秀廷随即把部队调离，避免与红军接触。
     1935年8月7日，朱德、刘伯承还分别给国民党第29军代军长孙德操去信：“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贵军驻防川边，毗连陕甘，亦即红军北上抗日之友邻……雅不愿与先生等以兵戎相见于五川，如蒙赞同，请即赐复，以便互派代表约地商订抗日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朱德总司令、刘伯承为反蒋抗日给德操先生的信》，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三册）
    谁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战斗力、凝聚力
    不同的理想，产生不同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并蕴含了不同的战斗精神。
     太平天国靠拜上帝教维系人心，但“天京事变”已使这种信仰动摇。石达开虽不像洪秀全那样迷信所谓“皇上帝无所不能”，但也不可能用新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意志，因而部队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卫辉应、张志公、鲁子宏等相当一部分人叛变投敌，反戈相向，还有人逃跑离队，自寻出路。缺少号召力、凝聚力，加上清军的打击，队伍越走越少。石达开本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但自天京事变后，率部出走远征四川，一路上几无值得一提的胜仗，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理想和信仰，失去了战斗精神。石达开远征途中到广西贵县老家时，一度产生归隐山林的想法。据《石达开日记》记载，他到达大渡河边时，曾向庙中一个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当和尚。意志消沉到如此地步，胜利也就离他越来越远了。
     长征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虽在战略大撤退之中处境困难，但其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朝气勃发的上升时期。长征前夕，全国有10多块大的根据地，红军最壮大时人数多达30万。即使在蒋介石的“围剿”下，各主要根据地陷入困境被迫陆续长征时，全国红军合计还有20万人。而且红军中的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十分成功。美国记者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他报道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连普通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也认为：“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红军是拼死作战而生存，而太平军却抵抗不力，最后甚至寄希望于投降。因而，石达开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红军在大渡河意气风发就不难理解了。
     安顺场距泸定桥160公里，全是崎岖山路，盘绕在山腰之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难。军委命令红四团两天两夜赶到并拿下泸定桥，时间十分紧迫。团里干部边行军边召开党总支扩大会，研究战斗部署，并提出了“要桥不要命”的口号，然后党总支成员分头下去，到各营连作战斗动员。干部战士坚定地表示：“足可疾，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掉，什么都不要，只要泸定桥。”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240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索上激战，夺取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创造了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链索上匍匐战斗取得胜利的奇迹。
     毛泽东对夺取泸定桥非常满意，他感叹道：“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征中有无数这样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事例，难怪索尔兹伯里赞扬“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