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将旗帜上的口号真正兑现
     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写得很吸引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太平天国推行“国库”、“圣库”制度，广大军民将所获全部交公，变得一无所有，而各级官员却可以大肆挥霍。“在上者耍特权，在下者搞平均”，封建主义严重，虽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也不可能做到官兵一致。
     太平天国成立后即分封诸王，大搞等级制度，甚至规定各王出驾下级将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凡辱骂官长者斩。虽然天国将士互称天兄天弟，但事实上严重不平等，连礼仪、服装也规定得等级森严。定都天京后，上至洪秀全，下至诸王和各级将领，大搞享乐腐化。洪秀全和诸王大兴土木，选美女入宫。苏州忠王府的豪华程度，连李鸿章也十分艳羡：“忠王府真如神仙窟宅。”
     农民起义军受小生产者弱点的影响，享乐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严重。虽有清军前堵后追，石达开驻扎庆远时还是为自己三十大寿摆宴庆贺。石达开前锋本已过了大渡河，由于小妾生孩子，让部队退回来一起庆祝三天，因而延误了过河的时机。加上河水陡涨，永远失去了渡河机会。大敌当前，最高领导人却因一己之私延误军机大事，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红军却没有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同为军队高级首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二渡赤水时生下孩子，为避免孩子给部队行军带来麻烦，毛、贺二人忍痛割爱，把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的茅草屋中，便又随队前进。
     长征中红军各级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这样的事例很多：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毛泽东夸朱德“走了40天草地”，与战士一样地没有房子住。不仅如此，朱德还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断粮时把牛皮腰带让警卫员煮了吃，自己找根草绳系上。红18师师长张振坤在草地上铺上一块雨布，把自己剩的干粮倒在上面，全师官兵都跟着他这样做。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官兵每人平均分了一小份。张振坤向全师强调：“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 靠集体的力量，全师终于走出草地。战士们每当想到救过他们命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无不感动地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士兵在战场格外地勇猛。
     不仅官兵同甘共苦，领导干部也不怕牺牲，带头冲锋陷阵。据统计，长征中牺牲的营以上干部432人，军职干部12人，师职干部80多人。各个方面军都出现了独臂将军甚至独腿将军。
    这就是红军各级领导的风范！
    谁的内部更团结、巩固
     1856年，太平天国高层内讧。之后，石达开负气出走，带着属下10万精兵远征西行，转战皖、赣、浙、闽、湘、桂、滇等省后进入四川。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系由中共一群军事政治精英组成的。这时期，中共中央注意发扬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从而避免了独断专行带来的错误。长征初期，军事上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进行决策和指挥。在湘江之战出现严重失误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后，中共高层便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撤销旧的“三人团”代以新“三人团”。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前后，担任党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也并未利用手中的大权打压不同政见者，他民主的作风和宽阔的胸襟为红军更换军政领导、渡过难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红军因此在长征中和平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人的更替。此后，由新“三人团”指挥四渡赤水、强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奠定了长征的胜局。
     石达开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在艰难环境中日益滋长着内部派系的矛盾、斗争。环境越艰苦，分裂越严重。石达开率部从出走到覆灭，分化复分化达10次之多。有的整队投降清军，有的感到前途渺茫离队自寻出路，有的争夺权力互相残杀。一部分要求重返天京的将士，遭到石达开心腹干将的杀害。朱衣点、吉文元等67位将领驻节庆远时，看到石达开有“归林”之意，又不听他们提出的返京劝告，只好离开他万里回朝，与李秀成的太平军会合。小生产的狭隘性又决定了他们对本可联合的力量未能联合，这样既削弱了自己，又为清军各个击破造成了方便条件。1859年冬，李永和、蓝朝鼎所率领的牛皮寨农民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一呼百应，所向披靡。起义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大到二三十万人，起义烽火从川南一隅蔓延到川南川西大片地方，成都岌岌可危。李、蓝派人请求与石联合，但在西行入川路上，石达开却采取游击战，一味避战，靠拢速度甚慢。清军判断出石达开的入川意图，不断派兵拦阻，等石达开历经艰难入川时，李、蓝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从而错过了两军会合的大好时机。因为缺少战略配合，石达开派出的前锋赖裕新渡过大渡河后，在清军堵截下损失很大，赖本人战死，余部与石达开本部失去联系。石达开本部人马损兵折将之时，同样得不到其他方向有力的战略配合，只能孤军作战。
     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边，过去有的史书说“红四方面军不知到哪里去了”，似乎中央红军是靠一己之力，便过了大渡河。其实不然。中央红军是得到了各路红军的战略策应的。在川北，有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在湘鄂川黔，红二、六军团正开展反“围剿”作战，吸引了20万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项英、陈毅率3万多红军坚持敌后斗争，他们的后卫战帮助了主力红军的突围。此后他们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此外，在陕北，有红26军、红27军活动；在鄂豫陕边，有红25军的活动。
     红军在长征途中以“北上抗日”为旗帜，进行过多次会师。主要的如木黄会师、懋功会师、永坪会师、道佐铺会师、甘孜会师、会宁大会师等。通过会师，不断壮大自身力量，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会师的前后，各路大军相互协同、相互支援，体现了红军队伍之间的团结奋斗精神。